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是由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写的关于中国人性格的著作，自出版以来便在西方和中国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该书与中国现代史中“国民性”、“民族性”等概念的兴起也息息相关。1903年，作新社出版了该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书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翻译高潮。然而，这些译本并未获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考虑到原著的殖民暴力和传教意图及其中文译本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广泛影响，就原著及中文译本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叙述理论为框架，探讨了Chinese Characteristics1995至2010年间中文译本中的“建构”行为及其背后的文化原因。本文中“建构”是指在译本生产过程中，译者及翻译中的其他主体，通过话语实践来预测、引导读者对原叙述的解读的行为。第一章讨论了张梦阳、王丽娟译本中的“建构”行为。为了参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叙述的集体性建构，两位译者反复启用“现代”，“鲁迅”等文化符号来挪用史密斯的叙述，并使它在中国语境内获得合法性。第二章讨论了1998至2010年间的译本，虽然这些译本也参与了“现代化”叙述的建构，但其翻译主体却有意识地与史密斯的叙述立场保持距离。具体来说，一方面他们肯定“现代化”所带来的民族气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却将国民性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代化”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此一来，史密斯本体论意义上的“国民性”叙述得到了有效解构，其殖民暴力和传教主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第三章比较了两个时间段内译本中建构行为的异同，一则分析了第一章和第二章得出的结论，二则通过对比分析进一步论证了本文的结论：通过翻译这种重述行为，参与Chinese Characteristics汉译本（1998-2010）文本生产的译者、编者和出版社在中国国境内实现了他们的对原叙述的政治性建构。通过讨论，本文希望能在以下几方面做出一定贡献：通过对翻译过程中“建构”行为的关注，希望本文是在大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阐释翻译行为方面做出的有益尝试；其次，希望本文是对刘禾式“跨语际实践”文本研究的丰富；同时，也希望本文所采用的叙述性框架能在翻译研究中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