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本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中、后期的小说样式,发端于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翻改,以劝善惩恶为思想根基。山东京传(1761-1816)是江户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在读本创作领域的探索对读本这种文学样式的发展、成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论文以山东京传的读本为个案,探讨日本读本向“前近代型”小说转型的过程中,从中国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中吸收了哪些要素,这些要素使日本古代叙事文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在读本中的变异反映出中日文化间的哪些异同点。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对山东京传读本创作转向的背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山东京传对读本创作的探索。十八世纪,日本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社会转型期特征在文化领域表现为文化的商品化,文学成为商品。十八世纪后期“文运东渐”,读本的中心转移至江户,推动读本向通俗化、趣味化转变,以满足文化的主导群体町人阶层的阅读需求,是江户读本作家所面临的课题。宽政年间(1789-1801),德川幕府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加强,山东京传的文学创作重心转向读本。在这些特定的文化、地域、社会背景下,山东京传将日本传统戏剧中的历史题材与中国章回小说相结合,树立起后期读本的基本模式；模仿中国小说主、副线相结合的叙事方法,探索出“稗史类”后期读本的结构样式。第二章以山东京传的读本观为切入点,在江户时代学术思潮背景下,论证中国文化要素对贯彻其读本观的重要作用。受我国乾嘉学派影响,江户时代形成“汉学”学统和“实学”学风,在此背景下山东京传将中国典故与考证融入读本之中,以贯彻其“多用典、重考证”读本观。后期读本沿袭前期读本取材于历史的传统,虽然故事实为虚构,作品却极力展示其真实性。山东京传利用中国史书中关于天文的记载,化解史实中英雄人物的悲剧结局与劝善惩恶思想的矛盾；效仿中国史传的人物传记式叙事,以此强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山东京传根据中国小说中的济公形象,塑造出符合江户时代儒家伦理道德要求的“奇僧”一休形象。第三章将研究焦点置于山东京传读本的长篇叙事,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后期读本的长篇叙事结构、叙事方法、叙事技巧等方面,考察山东京传读本对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叙事经验的借鉴。后期读本的长篇结构是区别于前期读本短篇集形式的特征之一。山东京传通过对中国章回小说的回目名的命名方法、各章回间内部咬合的组合方式、首尾呼应的封闭式结构的模仿,促成了读本稳定的长篇叙事结构的形成。此外,章回小说伏线、预叙技法的运用使读本在整体框架之内形成相对较小的封闭式结构体,锁紧其中的章回。山东京传将中国小说中才子佳人故事的叙事模式应用于读本的婚恋故事叙事,使读本的叙事方法更加丰富。第四章考察山东京传读本的通俗化特征,从读本的教化作用、文体变革、描写手法、图像叙事四个方面,论述山东京传读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山东京传利用中国诗句的警醒作用,叙事中穿插议论,以此强化读本的教化作用；将白话语言引入读本,汉语白话语言、熟语、比喻的模式化应用,使读本的叙事语言发生了变革；叙事语言的模式化引发了描写的程式化,美女外貌描写、战斗场面描写、环境描写融合了中日两国的描写语言和描写方法,呈现出立体的人物形象、富于节奏感的战斗场面、具有指向意义的场景：对中国小说插图中的“绣像”、博古器物、诗句的借鉴,使读本插图的人物形象刻画功能、图像叙事功能得以强化,展现出文人情趣。在山东京传等江户读本作家的探索下,后期读本在长篇叙事结构、通俗化性格等方面较前期读本发生了转变。这些转变是在文化商品化的背景下,为适应后期读本的町人读者群的文化享受需求而引发的。江户读本作家在探索变革途径的过程中,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中国晚明小说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经过千余年积累的中国小说成熟的叙事文学经验,为江户读本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可供借鉴的摹本。江户读本的转变是日本古代小说迈向“前近代型”的进步,对日本近代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日本读本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关系在中日两国乃至东亚文化交流史上写下绚丽的一笔,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典型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