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作为先秦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和道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以其独特的思想旨趣、人文关怀、审美趋向和文本模式,奠定了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和美学品格的基调,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本文力图从魏晋这一庄学勃兴和文艺自觉的特殊历史时段切入,将对庄子学说在魏晋流传发展的考察与对此阶段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文艺创作、审美艺术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深入揭示庄子学说对中国古典艺术和美学体系的构建最初产生影响的思想文化机制和内在转换环节,为“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庄子“基因”绘出第一阶段的思想谱系；另一方面也着力探讨魏晋时期中国文艺自觉的进程及其与庄子思想流传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庄子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个性解放和生命价值,讲究人与自然和社会和谐共处的人生哲学。庄子所推崇的“逍遥”的人生境界、“至、真、神、圣”的理想人格、“虚静”的精神修养方法和“游”的处世态度,与无目的、非利害、超功利的审美活动规律和艺术创造精神内在高度一致、息息相关。不过,庄子思想的美学意义和艺术价值是在流传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魏晋时期特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文化和精神氛围,不仅为庄子学说的广泛流传和发展演变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且开掘和发扬了庄子学说中的审美和艺术内蕴,使其成为魏晋时期中国“文艺自觉”重要的思想催化剂。本文指出,庄子思想对魏晋时期中国文艺自觉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魏晋玄学通过对“声无哀乐”、“言意之辨”、“圣人有情无情”等主要论题的探讨和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庄子学说,而且使庄子思想中潜隐的艺术品格和审美趋向突显出来,从形象思维、语言形式、情感等方面揭示了艺术的独特本质和审美的特殊规律,冲破了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的桎梏,从思想理论上促进了艺术本体的独立。二是魏晋士人群体在庄子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魏晋风度”,不但体现了士人阶层主体精神的自觉、个性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而且使他们在思想上超越名教、独立自由,在行为上率性而为、顺应自然,在生活上隐逸山水、服药纵酒,在情趣上寄托艺文、高雅飘逸。这使士人群体不仅对艺术创作和审美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而且还对自身的人生理想和价值产生了新的追求,发现了文艺对于主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把艺术创作作为实现人生价值、体现终极关怀的有效途径,从而自觉地投身于艺术和审美创造中,大大促进了艺术主体的觉醒。三是随着艺术本体的独立和艺术主体的觉醒,魏晋时期的人们对审美和艺术创作独特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是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产生了“重神轻形”的创作方法论、“虚静”的审美观照论、“神思”的艺术想象论、崇尚“自然”的美学原则等艺术和美学理论,为中国古典艺术和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调。四是由于士人群体开始自觉从事于艺术的创作、欣赏和评鉴,大大拓展了魏晋时期文艺创作的题材和体裁,产生了大量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特别是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等领域,魏晋士人们的审美创造都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作用,为这些中国古典艺术的主要门类在后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