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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际关系的融洽关涉社会稳定和国家的进步发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则更是如此。建国以来,中央和地方从多个层面构建和谐族际关系。在当前安定团结的大背景下,族群间的消极态度与偏见依然存在,这是影响族际关系的重要心理因素。因此,如何进一步提升族际关系引起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关注。群际接触理论作为社会心理学中一个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理论,在历经近七十年的发展后,可以服务于民族心理问题的解决。
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和渗透带来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便利性,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信息的传播媒介,为包括族际接触在内的群际接触创造了新的形式和可能性。在面对面接触之外,群际双方以网络为媒介(包括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的单独使用或混合使用)展开包含自我卷入的有媒介的间接互动是有别于直接接触的新形式,称之为网络接触(internet contact)。根据接触效价,网络接触可分为积极网络接触、消极网络接触两类。现有少量研究关注积极网络接触,而消极网络接触尚未被纳入研究之列。此外,还未有研究采用生态效度更高的问卷法对网络接触效应(即网络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本研究中具体指的是网络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进行量化考察,网络接触效应的心理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探索。因此,本研究基于群际接触理论,在维吾尔族和汉族这一特定族际背景下,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同时考察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研究一是编制和检验网络族际接触量表。参考测量现实情境中群际接触的项目,并结合访谈内容,编写网络族际接触初测项目。在此基础上进行试测、正式施测、项目精选,最终形成8个项目的网络族际接触量表,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各4个。在内地和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大学生样本上(其中内地维族373,内地汉族325,新疆维族502,新疆汉族443)的检验结果表明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量表信效度良好,且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的一致性,可作为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的有效测量工具。
研究二通过问卷法考察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及族际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采用网络族际接触量表、族际自我效能量表和族际接触意愿量表在内地和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样本上(其中内地维族375,内地汉族448,新疆维族901,新疆汉族791)进行施测。结果表明在维吾尔族和汉族样本上,积极网络族际接触增强族际接触意愿,消极网络族际接触减弱族际接触意愿;积极网络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大于消极网络族际接触;族际自我效能中介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
研究三采用实验法对积极网络族际接触进行操纵,以此进一步明确积极网络族际接触、族际自我效能和族际接触意愿间的因果关系。借鉴双重身份电子接触研究范式(DIEC),让实验组被试在结构化情境下进行为期2周,每周1次的互动,并在互动前和互动后完成族际自我效能和族际接触意愿的测量。控制组被试不进行任何互动,仅在互动前和互动后完成族际自我效能和族际接触意愿的测量。结果发现,在维吾尔族和汉族样本上,积极网络族际接触增强族际接触意愿,族际自我效能在积极网络族际接触和族际接触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维汉族际背景下,探讨了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的测量、效应及机制。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响应了加强消极接触研究的呼吁,增加关于消极网络接触的研究证据,拓展了网络接触效应的机制研究,丰富了群际接触理论。实践意义在于研究结果提示和谐融洽族际关系的建构,一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增加积极网络族际接触,另一方面,减少两族间的消极网络族际接触,从而提高族际自我效能,使其有信心处理好族际关系,达到增强族际接触意愿的目的。此外,由于现实生活中消极接触通常不可避免,除了从接触着手增加接触自我效能进而增强族际接触意愿之外,还可从族际自我效能本身出发增强族际接触意愿。
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和渗透带来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便利性,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信息的传播媒介,为包括族际接触在内的群际接触创造了新的形式和可能性。在面对面接触之外,群际双方以网络为媒介(包括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的单独使用或混合使用)展开包含自我卷入的有媒介的间接互动是有别于直接接触的新形式,称之为网络接触(internet contact)。根据接触效价,网络接触可分为积极网络接触、消极网络接触两类。现有少量研究关注积极网络接触,而消极网络接触尚未被纳入研究之列。此外,还未有研究采用生态效度更高的问卷法对网络接触效应(即网络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本研究中具体指的是网络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进行量化考察,网络接触效应的心理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探索。因此,本研究基于群际接触理论,在维吾尔族和汉族这一特定族际背景下,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同时考察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研究一是编制和检验网络族际接触量表。参考测量现实情境中群际接触的项目,并结合访谈内容,编写网络族际接触初测项目。在此基础上进行试测、正式施测、项目精选,最终形成8个项目的网络族际接触量表,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各4个。在内地和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大学生样本上(其中内地维族373,内地汉族325,新疆维族502,新疆汉族443)的检验结果表明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量表信效度良好,且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的一致性,可作为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的有效测量工具。
研究二通过问卷法考察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及族际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采用网络族际接触量表、族际自我效能量表和族际接触意愿量表在内地和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样本上(其中内地维族375,内地汉族448,新疆维族901,新疆汉族791)进行施测。结果表明在维吾尔族和汉族样本上,积极网络族际接触增强族际接触意愿,消极网络族际接触减弱族际接触意愿;积极网络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大于消极网络族际接触;族际自我效能中介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
研究三采用实验法对积极网络族际接触进行操纵,以此进一步明确积极网络族际接触、族际自我效能和族际接触意愿间的因果关系。借鉴双重身份电子接触研究范式(DIEC),让实验组被试在结构化情境下进行为期2周,每周1次的互动,并在互动前和互动后完成族际自我效能和族际接触意愿的测量。控制组被试不进行任何互动,仅在互动前和互动后完成族际自我效能和族际接触意愿的测量。结果发现,在维吾尔族和汉族样本上,积极网络族际接触增强族际接触意愿,族际自我效能在积极网络族际接触和族际接触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维汉族际背景下,探讨了积极和消极网络族际接触的测量、效应及机制。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响应了加强消极接触研究的呼吁,增加关于消极网络接触的研究证据,拓展了网络接触效应的机制研究,丰富了群际接触理论。实践意义在于研究结果提示和谐融洽族际关系的建构,一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增加积极网络族际接触,另一方面,减少两族间的消极网络族际接触,从而提高族际自我效能,使其有信心处理好族际关系,达到增强族际接触意愿的目的。此外,由于现实生活中消极接触通常不可避免,除了从接触着手增加接触自我效能进而增强族际接触意愿之外,还可从族际自我效能本身出发增强族际接触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