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沃马克（Brantly Womack）提出的非对称理论,非对称关系是一个描述国家间关系的二元简化结构,该结构由一强一弱两个行为单元组成,强国虽然在国家军事规模、经济资源以及政治动员能力等要素上占压倒性优势,对于与弱国的关系方面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强国很难拥有彻底解决与弱国之间冲突的能力,无法单方面决定双边关系的“每一个具体条款”。同时,弱国虽然没有挑战强国的能力,但是拥有空间表达自己的偏好和立场,与强国形成“承认自主性换取遵从”的非对称关系模式。强国和弱国的结构性错误知觉、非对称关注、偏好和利益差异使得“承认自主性换取遵从”来之不易,非对称合作面临巨大困境,因此要对非对称关系进行恰当管理。美墨关系是典型的非对称关系,即墨西哥遵从美国的权威,对美国的政策要求予以回应,但墨西哥拒绝美国对其进行单边主义施压,与美国合作的前提是美国承认墨西哥的自主性,并给予墨西哥一定的经济利益和公共产品。这种不对称关系得以稳定维系需要有四个条件的支持:一是长期稳定的互信磋商机制;二是美国的自我约束和援助;三是墨西哥国内改革意愿和对美国的适度制约;四是第三方协调。如果美墨两国都可以从自身政策以及互动中达到这四个条件,那么美墨双方可以达到各自利益和目标的平衡,非对称合作关系就可以得以维系。如果不能,则可能陷入战略敌对或者墨西哥被美国支配。本文对美墨边境非传统安全合作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具体来说,以水资源治理、非法移民治理以及打击毒品合作为三个案例,深入剖析了以上四个条件在美墨非对称合作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在边境水资源治理中,美墨建立了稳定的制度化的磋商和决策机制。美国力争将水资源问题去政治化,并协调边境各州的利益,自我约束较为有效。此外,美国还对墨西哥进行了基于墨西哥需求的有限援助。墨西哥则严格遵守《水条约》,并大力加强环境执法,展现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对美国形成有效制约。最后,北美环境合作委员会对美墨边境水流域环境可能出现的冲突提供了调解和裁决的途径。因此,边境水资源治理是成功的案例。在边境禁毒问题上,美国单边行动与美墨磋商机制交错进行,“梅里达倡议”成为美国情报活动的保护伞,导致美墨无法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美国虽为墨西哥提供禁毒援助,但墨西哥并没有如何使用援助资金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同时,从墨西哥内部看,墨西哥也无法在短期内根除腐败行为和贫困等导致贩毒现象屡禁不止的结构性问题,面对美国对墨西哥主权的干涉,墨政府无法有效制约美国的干涉。美国为了降低敏感度,委托加拿大在北美区域合作的框架下对墨西哥提供技术援助。墨西哥则致力于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积极推动国际毒品管制制度向更全面和平衡的方向演进。虽然国际毒品管制制度的灵活化为美墨开展更平衡的禁毒合作提供了协商的新空间,但鉴于目前墨西哥对美国禁毒设备和情报的依赖,美国依然在美墨禁毒合作中占主导地位。在边境非法移民治理的案例中,美墨高层磋商机制同样是不稳定、不连贯的,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墨高层均缺乏针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对话意愿。美国在移民问题上偏好单边行动,缺乏自我约束,对墨西哥的援助设置了“执法优先”的条件,对中美洲非法移民的援助更是附加诸多条件。墨西哥在非法移民问题中,通过与美国开展执法合作,拦截中美洲非法移民,并对美国非法移民改革进行游说和宣传,希望展现良好形象,影响美国非法移民立法改革,但从目前来看,尚未对美国非法移民政策辩论产生积极影响。在多边机制协调方面,美国捐资给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协助管理被美国遣返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但拒绝接受《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约束。国际移民治理机制本身面临诸多缺陷,墨西哥无法通过国际移民治理机制来影响美国的移民政策。因此,在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管理合作过程中,墨西哥的利益没有得到恰当体现,呈现出墨西哥被美国支配的局面。本研究得出结论,美墨长期、稳定的互信磋商机制、美国有效的自我约束和援助、墨西哥国内改革意愿和约束美国的策略和能力是维持美墨非对称关系稳定性的三个核心条件。在冲突无法在双边层面和解时,第三方协调是维持美墨不对称关系不走向敌对的有效补充路径。第三方协调在技术和操作领域可以纾解不对称关系的固有张力。然而,在涉及到规范性的原则问题,第三方协调的有效性取决于国际规范的完善性以及美国是否愿意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