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清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他生活在学术相对繁荣、考据成风的乾嘉学派时期,整个学术文化的主流因学术本身的发展以及政治的原因(文字狱等)被纳入到考据的轨道中,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畸形发展的学术文化,而其一生坎坷,穷困潦倒,但著作宏富,《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是其代表作。其中《校雠通义》是校雠学理论的集大成著作,是继宋.郑樵之《校雠略》之后的又一本校雠理论专著,该书所论也是广义的校雠。在此书中章学诚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即“宗刘、补郑、正俗”,在主要阐述刘氏《七略》之旨的同时,对编目、提要、校勘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关于目录学的理论。正如王重民先生所言其校雠学论述的正是目录学的方法理论,其“校雠心法正代表着这一时期我国目录学方法和理论中的最高成就”。《校雠通义》是章学诚在目录学方面的专著。当时,传统的校雠学分成为校勘学与目录学两门,王鸣盛、金榜就等人打出了目录学的旗号,校勘学亦在快速发展,作二者为一体的校雠学不复存在,面对重记书目、轻视校勘过程的目录学,章学诚很是不满,轻蔑地称之为“甲乙纪数之需”,视为俗学,故著《校雠通义》一书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倡导通过校勘整理而写成目录,能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以正当时的目录学。它是章学诚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博大精深,其中有许多重要见解,涉及到目录学的方方面面。本文选取有代表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互著”、“别裁”、编制索引等主要从纵向方面详加阐述,即通过对历代具有特色的目录学著作的认识、分析,在力求系统性、深刻性、典型性的基础上,梳理出章学诚集前人之大成,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互著”、“别裁”等理论,并运用于实践,为我国的校雠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使各门学问能够条分缕析,不仅仅要辨别清楚,还要能看出其源流,也就是对于每门具体的学术,通过目录学上的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其发展渊源,其流派及它们在每个时代的发展情况。它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重要特征，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析在各个时期对目录学的认识,从而说明章学诚在对于目录学认识上的独具慧眼。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产生、发展是建立在整理、保存古代典籍之上的,与之相适应很久以来目录学家虽然对目录学的重要作用也都有所认识,但是大多表现在对书籍本身,或者说是书籍重要性的认识上,其目的在于保存一朝之书籍,而非目录学本身的主要作用。章学诚其实是将目录学著作作为研究学术发展史来对待的,章学诚认为通过目录学上对书籍的分类、图书的记载、叙录的撰写,尤其是通过叙录的介绍就可以了解整个学术的发展变化情况。因而他要求目录学家在从事目录的编撰活动时,要具备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待的眼光,这样编撰一部目录著作就是撰写一部学术简史。故而章学诚一再强调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并努力去实践它、丰富它。互著与别裁都是我国传统目录学中良好的行之有效的著录方法,“互著”、“别裁”的这一传统,是由《汉书·艺文志》对《七略》的省并注语为引导,章学诚借以系统总结而发展起来,其概念的提出与具体运用,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它们能够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指导下,简繁得体地使图书的内容得到更多的反映。互著、别裁在我国的发展都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秦汉之时,由于书籍发展、流传、存在的具体形式,刘氏父子在整理典籍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将不同卷数、篇此的图书分别著录,产生我互著与别裁的雏形；宋元时期的目录学著作中已经能够娴熟的运用“互著”的著录方法,而且不管是从作者的数量,还是从著作中的应用来看,都是比较多的,可是尚未被推广开来,只能说已经发展到了半成熟阶段,但是对于“别裁”而言,这一时期的发展还是处于低级状态的,除个别作者偶尔采用外,大多数尚未能认识到这种著录方法。明清学者对互著、别裁的运用,在作者人数与作品数量上都有所增加,尤其是私家著作中,更值得欣慰的是不仅在作品中得到了大量的运用,而且赋予它们新含义,进一步将它们充实。这样,章学诚通过亲身编纂地方志与书目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互著与别裁,并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同,为我国的目录学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除上述理论成就外,章学诚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为方便查找提出编制索引、专科目录的著名论断,并对具体目录过程中遇到的书目、散逸等情况给出了答案,对叙录的认识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诸如此类的贡献,本文依然通过分析大量材料,力求系统、全面、客观的评述,以期能对章学诚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作出精确地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