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被普遍接受的契约必守原则,合同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均应受到严格约束,契约即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然而当今社会瞬息万变,尤其是近些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发,在严重危及生命健康安全、经济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对契约必守原则提出了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及为应对突发事件采取的政府干预措施使得合同的履行深受其负面影响。一方面当事人的履行义务明显加重,从而破坏了合同的实质正义,继续履行显失公平;另一方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得合同标的灭失,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因得失无法平衡的契约双方陷入合同僵局。合同解除制度作为解决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合同纠纷的途径之一,对其进行学理研究的价值,不仅限于能够完善合同解除体系,更有利于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司法实践提供清晰且操作性强的审判路径。在对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司法案例进行整理归纳后发现,合同解除制度在实务中仍存在适用上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缺乏统一判断标准,使得司法实务的操作尤为艰难;合同解除时所援引的法律规则千差万别,裁判者的选择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类型、影响程度等因素而有差异;适用情势变更规则解除合同存在程序方面的争议;法院在证据的采信和认定上适用单一性的证明标准,使得遭受损失的合同当事人得不到妥当的救济,反而要承担违约的不利后果。通过借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法律规则的选择和适用中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在同一背景下合同解除制度适用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首先,制定统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定标准,要从规范层级和明确责任主体两方面入手;其次,援引正确的法律规则的前提是厘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属性,对事件法律性质的判断要坚持“结果论”原则;再次,援引情势变更规则解除合同时,应当肯定特殊社会背景下,合同当事人选择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的效力,突发事件发生后,当事人既可以就合同的未来走向进行协商,也可以直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变更或解除合同;最后,在证据认定中,法官应坚持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为原则,在适用高度可能性标准仍无法对待证事实做出认定或裁判有失公允时审慎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