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为实现精准防疫的信息传播和应急预警,乡村“大喇叭”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野,承担起乡村社会应急治理的重担。各地的村主任或播音员利用当地的方言和快板、歌曲、小调等多种形式传递疫情防控信息,它凭借自己传播的及时性、声音传播的广泛性和传播内容的可塑性迅速出圈,为乡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追溯乡村“大喇叭”的发展历程,其从新中国成立时期就已经介入乡村社会,一直作为国家对乡村治理的助手而存在。随着国家和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其功能从政治宣传、社会动员到农科知识宣讲再到现在的应急预警,这种变迁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本研究借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查阅了1949年来70多年《人民日报》关于乡村“大喇叭”的资料和各地地方志,以此作为史料,从大喇叭的功能变迁角度出发,系统的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大喇叭”作为一种媒介手段是如何发挥其声音政治功能,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基层治理作用的。建国之初,下乡的高音“喇叭”主要用来传递政令,组织和动员农民进行生产活动。在当时背景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落后,低成本、高动员效果的高音“大喇叭”正好满足了当时国家和农村的发展需要,无疑成为了将广大农民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框架和信息传播网络最有力的媒介形式。由此,高音“喇叭”被借势将农村纳进国家的政治和信息版图,并在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象征服务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需要。1976年后,国家开始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作出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调整。为适应国家工作重心的调整,乡村“大喇叭”的政治功能衰减,农业生产服务功能凸显。作为农科知识和政策的宣传员,指导生产,服务“三农”。虽在农业税费时期短暂强化了社会动员功能,但因乡村治权的弱化,国家开始调整对农政策,实施农业税费改革,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喇叭”失去了功能和意义,逐渐退出乡村社会。2003年“非典”肆虐,乡村“大喇叭”的应急预警功能被激发,“大喇叭”再次返乡,乡村广播系统在“村村响”工程的实施中得以回归,被国家纳入基层应急体系,成为乡村应急预警一个重要的媒介终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大喇叭”的技术升级,使得乡村“大喇叭”在应急预警层面发挥了极强的优势,但同时我国的基层应急体系也存在着横向联系不足、双向互动缺乏弹性的弊端。经过对以上三个时期“大喇叭”的功能转化梳理,笔者发现,乡村“大喇叭”作为一种在地化传播媒介,在中国“下乡”70多年来的功能嬗变是围绕国家工作重心转移而变迁的,同时体现了我国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进程中对乡村治理政策的转变,也体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现代国家与农民之间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基于此研究发现,乡村“大喇叭”作为一种在地化媒介,在70多年的国家发展进程中,为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盛行的当下,乡村“大喇叭”要在完成在地化的基础上超越在地化,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现代农村强流动性和农村产业多元化的特点,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