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期，由于礼乐制度的存在，君臣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臣下的职责是要对君主负责，帮助君主施行治国方略，那么，君臣之间的谈话就成了说辞的发端。说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说辞多是指《战国策》中的纵横游说之辞，而从广义上来说，《尚书》、《国语》中已有说辞的萌芽了。本文立足于“限定时空言说”理论，从“上古之书”论述，揭示出其中带有说辞萌芽性质的“谟”和“训”，并指出君臣对话的形式，内容；再到记言的集大成之作《国语》，分析其对《尚书》的传承与发展；《左传》与《战国策》的说辞为研究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从时代背景出发，探究这一时期说辞的鲜明特点，另一方面，从纵横策士的身份入手，探究游说之辞的形成原因，并与《左传》中的说辞作对比；《孟子》中的论辩之辞也颇具特色，将孟子的论辩之辞与纵横策士的游说之辞作比，不难发现其中的异曲同工之妙。先秦说辞体现了时代背景下，君臣这一特殊的言说双方的关系，其言说方式、言说内容都带有预设的性质。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说辞是游说者精心打磨的言辞，体现了交际的基本原则，现代交际也可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