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对人口提出了新的需求:高素质人才（人口）的引进，低技能劳动力的分流。这样的需求必然带来城市外来人口的再流动，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本文基于“转工”视角的分析，从转工的现状、初次转工间隔、转工再流动意愿三方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外来人口再流动现象，并引入代际变量，讨论分析了影响外来人口再流动因素作用的代际差异。本研究主要采用的统计分析模型为:Kaplan-Meier存活函数、Cox比例风险模型与二分对数偶值模型(binary logit model)。　　研究结果显示:外来人口转工再流动频繁，且在再流动行为与意愿上存在着显著的代际性差异。研究认为，转工已成为外来人口的一种流动表达方式，高频的转工是城市外来人口延续城市生活状态的行动策略，转工的背后动因是经济诉求、能力发展诉求、权益表达的聚合，“转工”被外来人口视为一种“理性化”的行动策略。研究发现，影响外来人口转工再流动的主要因素为个人特征性变量，组织性因素变量则是有选择性地影响着外来人口转工再流动。研究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环境中，特别是对于外来人口工作的劳动力市场来说，企业主要是靠使用更多的兼职或短期工人来实现企业组织的有效控制及运转，而不是依靠其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向上流动或职位提升来巩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因而，组织性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转工再流动意愿影响就显得相对微弱。　　最后，本文在转工再流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再流动性”概念的理论性思考，并就“再流动性”的负功能效应进行了论述，以便能进一步认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外来人口再流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