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2001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规模不断增加,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引资大国”转变为现在的“引资大国”和“投资大国”的“双料大国”。从近两年的统计数据看,2017至2018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连续两年位居于世界前三,投资潜力巨大,当前我国在全球对外投资经济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我国的八成以上对外直接投资均流向制度水平较低的东道国,这一特征事实使得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保护成为当前亟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以下简称BIT）是为保护和促进缔约国之间投资的法律工具。我国BIT的实践已有近40年的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以引进外资为主要目的到以促进外资为主要目的”的转变。理论上来说,通过签署BIT,东道国将有为母国投资者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的内在激励,进而有利于促进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鉴于此,本文着重考察了BIT对我国OFDI的保护与促进作用以及作用机制,并进行相关检验。具体而言:理论层面,本文阐述了制度因素（制度水平及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了BIT对我国OFDI的直接与间接促进作用,实证层面,本文选取179个样本国家对理论机制进行了经验检验。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的结论:其一,BIT作为保护与促进投资活动的法律工具,其内在功能直接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以我国对外生效BIT为例,中外BIT的实践从经验层面,证实了这一结论。其二,BIT是可弥补东道国的制度“缺位”（制度水平较低）,这一替代效应（生效BIT可替代东道国制度“缺位”,从而对中国“走出去”企业提供投资利益保护）间接促进了我国OFDI规模,但这一间接作用会因东道国的制度缺位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而言,对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的东道国,BIT对制度的替代作用较大,进一步地,对我国OFDI的促进作用也较大;相反,对于发达国家,则BIT的促进作用较小。其三,基于东道国与我国的双边制度距离视角看,BIT也可通过弱化双边制度距离来间接促进我国OFDI规模。具体而言,我国倾向于在制度距离相近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而对于与我国制度差距大的东道国,生效BIT可减弱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的抑制作用,从而促使我国OFDI的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