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的逐步发展及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加深给研究者对翻译的本质认识提供了一个的新视角。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从传统翻译观的“隐性”到如今的“显性”(Venuti,1995),从而肯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然而，针对同一部作品，不同译者的译本各异，在翻译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译者风格(style)或者译本风格在当代翻译研究中也就逐步成为了研究焦点之一。虽然“风格是译者有意或者无意选择的结果。”（Leo,1989，p.4），但译本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由其折射出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中产生。所以，研究不同译本风格及意识形态的体现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Halliday(1978,1994)的系统功能理论，Hatim & Mason(1990)和Baker(2000)等人对翻译风格的探究理论，Van Dijk(1998)的意识形态（ideology）以及文体学家Simpson(1993)关于观点（point of view）等理论的基础上，Jeremy Munday（2009）提出了翻译中译者风格（style）和意识形态(ideology)在不同层面上相互联系的一个理论框架,为开展译本中风格和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指导。　　作为奥威尔的传世之作，《1984》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和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诸多中国学者的译本在国内流传。至今，不同研究者已经从译者主体性，翻译操纵理论等方面对译本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很少研究涉及到风格及其意识形态在译本中的体现及其关系。　　本文以Jeremy Munday（2009）提出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结合三个电子语料库及相关软件，ICTCLAS2015，WordSmith6.0和AntConc3.2.2，对董乐山和刘绍铭《1984》的两个中译本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描述性对比研究，客观地审视三方面的内容：译本所反映的意识形态，译者风格在译本中的语言表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步骤如下：首先从宏观方面对不同译本的文化语境及其情景语境进行分析，旨在探究译本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再次，结合语料库，从微观方面对译本的词汇，句法，篇章及其他方面的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旨在挖掘译者风格在译本中的语言表征。最后对不同译者风格的语言表征及其特定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通过对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本文发现董乐山和刘绍铭的两个中译本中所体现的风格和意识形态在宏观和微观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不同译本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及译者意识形态对译本的出版，译者的文本选择，翻译目的以及翻译策略的抉择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次，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语言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叙述角度（narrative point of view）。此外，对译本中风格及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得出，译本中有意和无意的语言选择分别是由译者自身的上层词汇（lexical priming）及意识形态决定的。　　此研究希望能引起研究者对译者风格及意识形态对翻译结果影响的注意，给以后的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