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对中西方的“自我观”进行比较研究。首先分别追述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观”的发展线索和样态,然后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发展模式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文章认为中西方“自我观”在这三方面是可以互补的,若把这两种“自我观”的优势结合起来,或许对“自我观”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并能开创一条新的研究路径。事实上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自我观”正在做出此种努力。 西方的“自我观”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西方的学者一直致力于寻求“我是谁?”的答案,追求“自我”的本体真实,力求得到某种普适的真理。西方的传统是将“自我”加以对象化研究,并坚持理性的思维,无论是哲学还是心理学都用推论和逻辑等理性方法对“自我”进行研究。西方的“自我观”是不断发展的,它是众多理论的集合,从哲学到心理学,随着历史的演进,理论家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地提出新的理论,这些理论经历了从“肯定——否定——出新”的过程,使西方的“自我观”发展随着历史的演进层层推进,其发展模式是扩张式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观”并不关心“我是谁?”,而关心“我怎么做?”。中国人的问题是如何修炼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何将“自我”和宇宙融为一体,达到终极的“善”的状态,中国的“自我观”是注重实践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被视为整体,它的形式与内容、本质与现象是统一不可分的。因此中国人凭借直觉和悟性从整体上把握“自我”,不尚分析、不重逻辑,对“自我”的研究是心性的而非理性的。这种注重整体和心性直觉的传统,使中国人对理性思维和分析工具相对忽略,导致几千年来“自我观”并无根本的改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