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结构、情节、人物、环境四个角度考察章回小说批评从古代到晚清、民国时期的变化历程;在分析变化发生的原因时,从小说传统与文本传统两个角度切入。第一章为总论,梳理三个时期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与特征,并揭示现代小说批评格局得以确立的逻辑。古代小说评点借文本细读来发掘“文法”,不注重理论的抽绎与概括,理论深度及体系性有限。晚清民初小说话强调“小说”的本质属性,关注“文法”与西方小说“三要素”理论,理论形态比较零散。民国小说专著与专论接受现代“小说”（novel）观念,借鉴“三要素”理论,确立了现代小说批评格局。格局得以确立的逻辑为:在“纳新”与“整理国故”的文化语境下,肯定西方小说理论的合法性,将章回小说与“novel”对译而肯定其合理性,以此为基础,西方小说理论成为古代章回小说研究的标准。第二至五章为专题研究。第二章考察“结构”观念,即小说整体如何布局。章回小说主要借主题实现结构的“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与文章学的结构论关系密切。晚清时期,结构内涵被置换为西方长篇小说注重“人”“事”的观念。民国学者以西方小说理论为标准,追求结构的连贯性与一体化,因此对章回小说结构评价极低。决定古今结构观念差异的因素包括规定小说结构特征的传统、小说叙述技巧与小说创作观。第三章考察“情节”观念,即小说如何组织事件。评点中的情节批评包括两个层次:其一,借“关目”“事”等术语界定“事件”;其二,用“筋节”分析叙述脉络如何延续与转折,此为情节批评的基本思维。章回小说组织事件的原则包括陪衬原则、因果原则、空间原则及被评点者“忽视”的时间原则,它们使章回小说叙事主要呈现出偶然性,与民国时期强调因果关系的情节观构成反对。具体到因果原则,评点中的因果模式包括命运与个人两个层面,前者规范后者,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膺;民国学者则主张个人的主体性,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挣脱,差别极大。两种差异乃章回小说情节招致民国学者批评的原因。第四章考察“人物”观念。评点者以人物“心理性”考察为主,“功能性”考察为辅;晚清民国学者关注人物“心理性”。“心理性”包括“共性”与“个性”两个层面。评点中的共性涉及身份、道德与性格三者,类型化特征明显,个性则强调独特性、复杂性与发展性,在评点观念与具体实践中,共性与个性没有得到融合。晚清民国时期的共性涉及身份与性格,个性亦强调独特性与复杂性,受现实主义小说观的影响,共性与个性得到结合,表现为“典型”理论,对四十年代的《红楼梦》研究有重要影响。至于刻画方法,评点者强调摹形传神、重复与对照两种类型;民国学者则肯定心理描写,将它作为一种价值标签附于章回小说。第五章考察“环境”观念。三个时期小说批评中的环境描写类型均包括自然环境、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就功能而言,评点者强调环境描写参与叙事、辅助刻画人物的功能,此框架得到民国学者延续,又有所差别:其一,部分小说的叙事功能被极力扩张,能决定事件设置与整体布局;其二,部分小说的环境描写能决定人物内涵。差异取决于不同的小说体裁规范与文化传统。章回小说的叙述规范决定了环境呈现的片段性与克制性,不同于西方小说颂扬自然风景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观念;西方现实主义小说观强调广泛反映社会环境的“真实性”,与章回小说区别开来。二者共同决定了民国学者对章回小说环境描写的负面评价。第六章为总论,先辨析现代小说批评的成就与不足,进而探究不同小说体裁如何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民国学者承认“小说”的“艺术”属性,引入了科学的方法与结构化的理论,小说批评实现了现代转型。因西方小说理论及其实践层面的局限,古代章回小说研究存在明显缺陷,根本原因则是学者对小说的比较研究问题缺乏关注。“小说”（novel）与“章回小说”各有其小说传统与文化传统,比较研究之时,应当以开放的态度与务实的作风为前提,具体操作时,融和叙事学理论、方法与文化社会研究模式,从叙事角度勾连小说文本与宏观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