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后半期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剧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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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剧本是电影艺术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是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而产生、发展、成熟起来的。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开始,中国电影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传统到现代,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剧本先后度过孕育期、形成期、发展期、延亘期,于1940年代后半期进入文体独立成熟期。在这时期,全国共摄制了210多部故事片(包括在香港摄制的影片),其中绝大多数的影片都有编剧。史东山创作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蔡楚生、郑君里创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阳翰笙创作的《万家灯火》等近20部电影文学剧本,在文学性和电影性上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堪称经典。对深刻丰富的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剧本进行文本解读,本论文大致取一种从语言表达、结构方式至人物塑造、思想主题的渐次递进的论述逻辑。194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剧本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已经和小说、戏剧一样,成为一种在一定的篇幅内叙述一个故事的艺术,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与小说、戏剧相比较,电影文学剧本的全部不同特征当然不仅仅是视觉造型性的画面描写和蒙太奇,但这两者无疑是其与小说、戏剧相比最根本的区别。战后时期电影文学剧本在运用视觉造型性的画面语言来表情叙事达意的过程中,关注和追求的是画面的传神写意的魅力,首先是“情景交融”的画面描写,其次是“气韵生动”的声画融合。注重“情景交融”的画面描写,使得剧本的描写更加具有画面感,具有深长的意蕴;注重“气韵生动”的声画融合,使得剧本中对声音与画面的描写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增强了剧本画面描写的真实感,也使得剧本真正成为了电影这一视听艺术的基础。这时期剧作者运用具有视觉表现力的文字语言,不仅创造出一幅幅具有视觉造型性的优美画面,而且能够熟练地运用蒙太奇思维方式表情达意,推动剧情发展。蒙太奇是现代电影的一个重要概念,与中国文学审美特别是赋比兴诗学传统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赋比兴作为中国文人一种普遍的艺术思维方式,对1940年代后半期优秀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视觉造型性描写中,赋、比、兴渗和融合,运用灵活,创造出了一种含蓄、深邃的意境,极大地增强了剧本描写的表现力和感染力。1940年代后半期电影文学剧本作为独立于戏剧、小说之外的叙事艺术,在叙事结构上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优秀电影文学剧本无一不体现出一种电影化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结构方法,即蒙太奇;二是在戏剧式结构、心理叙事结构等剧本具体结构方式上表现出对戏剧、小说叙事的某种超越;三是在创作技巧上表现为对重复、对比、倒叙等方法的某种偏爱。蒙太奇不仅是电影文学剧本语言表达最独特的基础,而且是电影文学剧本构成和结构最独特的基础。与蒙太奇相联系,场面是电影文学剧本叙述和结构的基本单元。在1940年代后半期电影文学剧本中,蒙太奇已经不是刻意、生硬的运用,而是已经默化为优秀剧作者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写作习惯,从而使得这时期的电影文学剧本显示出有别于戏剧、小说的艺术魅力,走上了真正艺术的道路。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首先表现为对它临近的两种艺术—小说、戏剧的学习与借鉴。戏剧式结构在以戏剧式冲突为核心结构剧本的同时,又能灵活运用蒙太奇、时空依剧情需要自由转换等电影手段推进故事情节发展,使戏剧冲突的动作性发生变化,显出超越戏剧传统的一面;心理叙事结构的剧本既借鉴小说心理叙事的特点,又运用电影化的形式进行结构,以文学的方式创造出电影化的视觉画面,可听可感可见,不需要借助想像。以上从最根本的区别中发现共同性,从电影性中发现文学性,即从1940年代后半期电影文学剧本的视觉造型性画面和蒙太奇表达中发现其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共同性,使我们发见了1940年代后半期电影文学剧本与小说、戏剧之间更深刻的区别,以及与中国文学传统更深入的联系,从而确立了这时期电影文学剧本不同于小说、戏剧的独立性。实际上,经过电影思维的独特转化而创作出来的电影文学剧本,已离小说、戏剧很远,很难再将它归门入类,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两者的合力推动了电影文学剧本的发展,并使之最终在1940年代后半期既脱离不掉与小说、戏剧的渊源关系,又既有别于前者,又有别于后者,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叙事文体。由于电影文学剧本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其在人物塑造上具有不同于小说、戏剧的特点。1940年代后半期电影剧作者高度重视电影文学剧本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运用电影化的思维方式来刻画人物,依托人物性格的发展来展开故事,使得这时期电影文学剧本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书写中,绘就出了一长串内涵丰富、形象生动、有血有肉的人物群。1940年代后半期电影文学剧本既顺应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又呼应着动荡巨变的时代大潮,无论是侧重社会批判意识的,还是倾向人文关怀意识的,其思想性或方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这种“方向性”的表达和诉求既不是概念性的,也不是生硬的灌输,而是“具体形象”的,是“隐寓”文本之中,在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塑造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可以说是“风行水上,自然成纹”,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技艺和水准。社会派电影剧本承续了中国电影参与历史进步的传统,在不同寻常的起跳高度上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关注人生的人文派电影剧本在目光聚焦个体心灵和众生命运的同时,也没有把人物置于现实之外,目光始终没有偏离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投映出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1940年代后半期是一个动荡巨变革命的时代,也是一个激情奔放、佳作频出的时代。在这时期,写实与悲剧这两种不同的审美品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从根本上催生了战后一批糅合了写实与悲剧两种审美价值的杰出作品。讽刺在这时期成为中国现代喜剧电影文学剧本中主要的审美品格和表现手段,且不说讽刺喜剧电影剧本,就是温情喜剧其讽刺的锋芒也是空前的,甚至悲剧作品中也不难寻见典型的讽刺喜剧情节,这足以说明讽刺喜剧化已经成为这时期电影文学剧本的一个突出的审美品格。可见,1940年代后半期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剧本已经成为创作主体反映现实、塑造形象、传达思想的一种有效叙事文体,从而显示出这时期电影文学剧本的成熟性。因此,可以说,1940年代后半期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剧本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成熟的文学叙事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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