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司法改革，主要是刑事司法改革，改革的重心在于审判程序。刑事侦查程序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却仍然体现出职权主义甚至是超职权主义特征，呈现出传统的“重权力、轻权利”、“重打击、轻保护”的特点，显然与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发生冲突，也极大地妨碍了刑事诉讼程序的协调运作。因此，对刑事侦查程序进行完善已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 本文从刑事侦查程序的内涵与性质着手，揭示了刑事侦查程序不同于起诉和审判程序的特点，即具有行政性和司法性双重属性；并从性质的角度出发对现状进行反思，分析和探讨解决弊端的方法和途径，并对刑事侦查程序的完善提出了构想和建议。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弊端主要在于司法性的缺失，尤其表现在侦查程序的法治化严重不足，如出现“法外侦查”，导致侦查主体泛化，秘密和技术侦查行为法律规定较少甚至无法可依。同时，检察机关侦查权与侦查监督权竞合，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由于是事后监督被虚置，再加上人民法院无权对侦查活动进行司法审查，这些都导致侦查监督难以实现。不仅如此，在侦查活动中，控辩严重失衡，犯罪嫌疑人权利弱小，辩护律师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有限。 因此，本人认为，应取消“法外侦查”制度，加强侦查法治化建设：取消检察院侦查权，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一个专门成立的机构，这一机构隶属于中央和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强化检察院的侦查监督，变事后监督为事前和事中监督，对侦查监督权规定具体化，加强其可操作性；侦羁分离，建立法院对侦查羁押措施的司法审查；扩大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赋予犯罪嫌疑人知情权和沉默权；扩大辩护律师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赋予辩护律师自由会见权和在场权。通过这些措施完善刑事侦查程序，使之规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