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目前肺癌传统治疗方式主要以外科手术为主,放疗、化疗及中医药等为辅的多种疗法综合应用。虽然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肺癌治疗效果较前有改善,但仍不能完全解决转移和复发的问题,肺癌总体预后仍不理想。随着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基因靶向治疗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临床证实靶向药物可以使患者早期生存获益,但目前基因靶向药物的耐药仍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患者最终因为耐药而治疗失败。因而,探求NSCLC新的分子靶点对于临床治疗意义重大。研究发现IGF-1 R通过PI3K-AKT信号通路及VEGF相关多种信号通路共同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及转移过程。此外还发现IGF-1R在EGFR-TKI耐药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而HIF-1α是肿瘤在乏氧情况下中调节氧平衡的主要调控因子,它可以通过调控血管的生成来促进肿瘤细胞发展及增殖。另外HIF-1α还可通过激活PI3K-AKT及VEGF相关分子途径,促进肿瘤细胞侵袭转移。由此可见IGF-1R与HIF-1α两者在NSCLC的发生发展及治疗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有关联合检测两者在NSCLC中的表达及两者之间的表达是否存在相关性少有研究。本研究致力于此,并探讨两者与NSCLC侵袭转移、复发及其与靶向药物耐药之间的关系。目的:通过联合检测1GF-1R及HIF-1a在NSCLC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分析两者之间表达的相关性以及两者与NSCLC临床病理因素及与无病生存率的关系。探讨IGF-1R、HIF-1α与NSCLC侵袭转移、复发的关系;希望为NSCLC复发及预后提供新的分子标记物及为抗肿瘤多靶点治疗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方法:统计学分析软件采用SPSS22.0版本,应用χ2检验及校正χ2检验方法分析IGF-1R及HIF-1αα在NSCLC中的表达与各病理因素之间的关系,应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法来分析IGF-1R与HIF-1α表达的相关性,单因素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Kaplan-Meier 法计算 NSCLC 病人无病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DFS);应用 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生存分析。检验水准α=0.05(双侧)。结果:1.IGF-1R、HIF-1α在NSCLC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情况。(1)IGF-1R在NSCLC中的阳性表达率为62.96%(34/54),在癌旁组织中为15.00%(3/20)。IGF-1R在两组间的表达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3.430,P=0.010)。(2)HIF-1α在NSCLC中阳性表达率为57.41%(31/54);在癌旁组织中为20%(4/20);HIF-1α在两组间的表达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8.193,P=0.040)。2.IGF-1R、HIF-1α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1)IGF-1R的阳性表达与组织来源、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患者的年龄、性别、临床分期、病理类型不相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HIF-1α的阳性表达与临床分期、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年龄、性别、病理类型不相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IGF-1R与HIF-1α在NSCLC中表达的相关性。在癌组织IGF-1R阴性及阳性表达组中,HIF-1α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20.833%、70.588%;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NSCLC组织中IGF-1R与HIF-1α的表达呈正相关(r=0.465,P<0.001)。4.IGF-1R、HIF-1α表达与患者1年内复发及无病生存期的关系。IGF-1R阳性组与阴性组病人复发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392,P=0.011);其中1年内复发比例为74.19%(23/31),HIF-1α为39.13%(9/23),HIF-1α阳性组与阴性组病人复发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596,P=0.001)。COX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HIF-1α为NSCLC病人1年无病生存期的独立预测因素(HR=3.649,95%CI 1.598～8.346,P=0.002)。结论:(1)IGF-1R和HIF-1α两者参与了 NSCLC的生长及增殖过程。(2)IGF-1R与HIF-1α两者为患者一年DFS的危险因素,HIF-1α可作为NSCLC患者1年DFS的独立危险因素;两者均阳性表达的病人一年内复发率明显高于两者均为阴性表达的患者,可以推断两者在促进NSCLC患者复发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协同关系。(3)IGF-1R与HIF-1α在NSCLC组织中两者的表达呈正相关性。推断二者在NSCLC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协同关系;并且分析还发现两者在靶向药物耐药方面也有一定的协同联系。因此,联合检测可反映NSCLC的生物学行为,可能会成为判断NSCLC复发及预后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