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投资领域,随着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投资规则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年来,非洲总体政权稳定、经济形势向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人口红利等优势不断显现,非洲逐渐成为外国投资的重要目的地。2020年在世界经济受到大流行病的强烈冲击,中国经济显现出强大韧性,在保障本国经济稳定的前提下,中国资本输出国、外资流入国的双重身份进一步凸显。在中非合作方面,自中非合作论坛建立20年以来中国对非投资方兴未艾。然而,在中国对非投资快速增长的20年里,中非间有关投资的法律文件并没有同步发展和更新。近年来,中非投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非洲东道国在战争和内乱、国有化及征收为主的政治风险、反对BIT适用以及国内法变更频繁的法律风险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社会风险的影响下,中非投资摩擦增多。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与非洲法律文化和争端解决传统在各具特色的基础上兼具相似性。考虑到中非合作的特殊立场,对中非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专门研究有其必要性。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对非投资现状和主要投资风险,以及包括双边、区域性和多边投资协定在内中国对非投资的国际法保护。第二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现存的34个中非BIT为基础,对包括友好解决条款、东道国当地救济条款、仲裁条款在内的ISDS机制进行文本和适用性分析,主要突出了仲裁条款在“投资”和“投资者”定义、可仲裁事项的范围、仲裁机构及仲裁规则、仲裁的法律适用四个方面的规定。第二部分以中非之间唯一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毛里求斯自由贸易协定》（2019）中在ISDS机制的适用范围以及友好解决、东道国当地救济和仲裁条款方面相较于中非BIT所取得发展和变化。第三部分结合大陆投资者和非洲东道国间的三起投资争端:五矿公司与刚果（金）的投资谈判、北京爱德威公司与加纳的投资仲裁以及中山富成公司与尼日利亚的投资仲裁案,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中的ISDS机制在中非间投资争端中的适用情况。第四部分总结得出中非ISDS机制目前存在以下问题:总的来看,中非双边投资协定的条文内容并未突出中非合作和争议解决的特色。从内容来看,首先,缺乏争端预防条款,使得在投资争端的事先化解方面缺失必要的平台和程序,加重了争端解决的成本。其次,实体条款表述语焉不详、国内法律规定和国际投资协议衔接失当严重限制了 ISDS机制的效用。再次,岔路口条款的广泛存在已经不适应中非间投资的发展需要。最后,仲裁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受BIT的限制较大,在仲裁裁决的执行方面又面临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困难,中非间投资仲裁程序面临发展困境。本文的第三章着重分析了非洲本土国际投资规则和ISDS机制的新发展。在国际投资规则方面,非盟在PAIC的序言和正文中多次提及可持续发展原则来强调外资的社会责任。同时,不再规定最低待遇标准,通过直接规定投资者的义务来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权利。PAIC通过对现有投资规则的确认和示范法的性质奠定了非盟范围内投资规则逐渐统一的基础。在ISDS机制方面,非盟对用尽东道国当地救济以及对东道国反诉权的确认,展现了非洲国家对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增强自身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主动性的意愿。实质上反映了非洲国家突破传统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增强本国和本地区主权规制权以及国际话语权的根本诉求。这对未来中非间国际投资协议的改革和发展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第四章对完善中非间的ISDS机制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提高实体条款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对投资、实体待遇的内涵以及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等予以明确,对实体待遇及于程序问题以及提交仲裁的范围限制及时加以调整,实现实体条款的与时俱进。其次,着力促进投资争端解决途径的多元化,突出中非双方的法律文化特色,增设争端预防程序,推进调解机制等替代性争端解决方案的建设。同时,以禁止掉头条款和加快构建中非本土的仲裁机构和仲裁规则来弥合非洲东道国强化管辖权和投资者更全面的维护自身权益两个诉求间的分歧。最后,进一步细化ISDS机制,明确协商解决的冷静期、通知方式等形式要件,细化当地救济条款的程序要求,明确各方主体的参与权,增强仲裁程序的透明度,尝试以中非联合仲裁中心为平台提高仲裁裁决的接受度,促进投资者-国家争端的高效顺利解决,推动两地投资、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