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地梳理、分析、研究了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英国的联合国外交。描述了英国联合国外交的变化、发展过程，总结了英国联合国外交的阶段性特点和总体特点。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英国联合国外交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展望了英国联合国外交的未来发展走向。 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不同历史时期最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微观个案分析，不仅是对宏观研究的补充，而且反过来也印证了宏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 本文认为，英国的联合国外交，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性阶段，每一阶段的特征都非常明显。 一、从联合国创建到四十年代后期 英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也是联合国之父们设想中的维护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的“世界四警察”之一。但是，各种不利因素使英国的战车难以驶上雅尔塔体制规定的世界五强的轨道。首先，国力的衰竭不能为英国提供充当世界大国的资源和支撑；第二，经过二战的洗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风起云涌的独立浪潮猛烈地冲击着大英帝国的殖民领土，建立在殖民统治基础之上的大英帝国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英帝国的复兴。第三，在美、苏全球扩张的挤压下，英国国际地位迅速下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的联合国外交难以成为支撑帝国复兴的有力支柱。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围绕着联合国的组成框架、组织机构等问题，英国与美、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有些方案为美、苏所接受，而有些则遭到了拒绝，“英国式联合国”方案最终破产。为了使联合国变成对英国有利的工具，英国支持法国加入五大国俱乐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经历了联合国成立初期的历史事件的巨大冲击，在殖民地独立要求不断高涨和美、苏全球扩张浪潮双重压迫下，英国在联合国中频频遭受挫折。英国的联合国外交开始执行抵制和利用的“两手”政策。 二、五十年代的联合国外交 在五十年代，战争几乎成为英国联合国外交的主题，英国参与朝鲜战争和苏外交学院博士论文:英国的联合国外交伊士运河战争的性质及其后果都不尽相同。可以说，朝鲜战争“不是一场英国的战争”，英国参战主要是为了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利用朝鲜战争的影响维护其东南亚殖民地的稳定。但是，英国又不愿意因为支持美国的朝鲜战争而影响与中、苏两国的关系，从而破坏英国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搭便车”行为注定使英国变成了一个“半心半意的参与者”。最终这种骑墙政策使艾德礼工党内阁倒台。1956年10月13到n月24日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可以被看作是英国联合国外交第一阶段(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中期)的高潮和结束。英、美关系跌落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联合国启动了“团结一致，共策和平”程序，英国两次使用否决权，艾登内阁就此垮台，英国对联合国“两手”政策走到了尽头。 三、在六十年代联合国反殖民行动的冲击下，英国联合国外交的战略调整 六十年代，联合国反殖民机制日臻完善，联合国加快了反殖民行动的步伐;同时，英属殖民地独立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尽管英国使用了各种手段应对来自联合国的沉重压力，但是仍然不得不调整其殖民地政策乃至全部的全球战略，英国开始了加速“非殖民化”进程的步伐。1958一1968年间，有27个英属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宣布独立，遍布亚洲、非洲、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仅在非洲大陆，从1960一1968年间，就有巧个英属殖民地获得独立，到1971年，大英帝国在全世界的殖民体系己经土崩瓦解了。 四、英国寻找角色定位的自我探索和“东西方桥梁”政策:七、八十年代 “失落一个帝国，寻找一个角色”，是整整二十年间英国联合国外交的主题。在七、八十年代总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英国的联合国外交面临着极为困难的选择。首先是在美、苏对峙的前提下，如何确定联合国外交的角色定位;其次，随着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如何协调与欧洲国家的立场也是英国联合国外交的重要方面;第三，如何避免联合国对英国海外利益造成损害，并且尽量利用联合国保卫英国的全球利益。 总体来说，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前期，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调整，但是英国在联合国外交中执行的东西方桥梁政策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总的特点始终是:一，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反对苏联;二，避免东西方关系恶化到第iv页共X页外交学院博士论文:英国的联合国外交不可收拾的地步;三，争取利用美、苏缓和，强化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英国经济的复苏，以及福克兰群岛殖民战争的胜利，英国的联合国外交急剧右转:它一方面努力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坚决回击任何对英、美利益有损的联合国行动，另一方面，以大国首脑外交取代联合国外交，改善与苏东集团的关系，加紧进行“和平演变”。从此，英国的联合国外交逐步走上了追随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路线。 总结以上四个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本文认为，英国联合国外交是在沿着一条特征鲜明的道路逐渐蜕变的:即维护独立的大国地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