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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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基于文献回顾与理论研究,通过调查了解炎症性肠病患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益处发现的现状,探索IBD患者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分析乐观、社会支持、疾病感知、应对方式与益处发现的作用路径,为IBD患者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择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苏州市立医院等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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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基于文献回顾与理论研究,通过调查了解炎症性肠病患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益处发现的现状,探索IBD患者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分析乐观、社会支持、疾病感知、应对方式与益处发现的作用路径,为IBD患者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择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苏州市立医院等五所三级医院消化内科的300例IBD患者作为调查对象,运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问卷,益处发现量表（BFS）,生活定向测验修订版（LOT-R）、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疾病感知问卷简化版（BIPQ）,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分别调查患者的人口学资料与疾病资料、益处发现、乐观、社会支持、疾病感知以及应对方式现状,选用SPSS22.0软件和AMOS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了解IBD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乐观、社会支持、疾病感知及应对方式对其作用路径。结果1.IBD益处发现的总分为（69.15±17.84）分,各个维度的条目均分由高至低分别为:健康行为维度（3.43?0.95）分、世界观维度（3.26?0.97）分、家庭关系维度（3.24?1.04）分、个人成长维度（3.09?0.92）分、接受维度（2.98?0.79）分、社会关系维度（2.92?0.75）分。2.IBD患者益处发现水平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就业状况、疾病活动状况、是否鼻饲对IBD患者益处发现水平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疾病感知得分与IBD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呈显著负相关（P<0.01）,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维度、乐观评分、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与IBD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3.IBD患者益处发现水平的多元逐步回归结果显示:年龄（β=0.094,P=0.014）,就业状况（β=-0.121,P=0.002）,鼻饲（β=-0.184,P<0.001）,疾病活动状况（β=-0.097,P=0.013）,乐观（β=0.315,P<0.001）,社会支持（β=0.169,P<0.001）,疾病感知（β=-0.088,P=0.033）,积极应对（β=0.295,P<0.001）进入最终回归方程,是益处发现的显著预测因子。4.益处发现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路径分析各项拟合指标为:x~2 df=2.629;GFI=0.993;AGFI=0.948;RMSEA=0.074;NFI=0.984;IFI=0.990;CFI=0.990。乐观对疾病感知有直接负向效应（β=-0.298,P<0.01）,对积极应对有直接正向效应（β=0.187,P<0.01）,对益处发现有直接正向效应（β=0.413,P<0.01）;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有直接正向效应（β=0.174,P<0.01）,对益处发现有直接正向效应（β=0.193,P<0.01）;疾病感知对积极应对有直接负向效应（β=-0.177,P<0.01）;积极应对对益处发现有直接正向效应（β=0.359,P<0.01）。结论1.IBD患者的益处发现处于中等水平,有待提高。其中健康行为维度、世界观维度条目均分得分较高,最低的是社会关系维度。2.年龄、就业状况、鼻饲、疾病活动状况、乐观、社会支持、疾病感知和积极应对是IBD患者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3.乐观可以直接影响益处发现水平,也可以通过疾病感知和积极应对影响益处发现水平;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益处发现水平,也可以通过积极应对影响益处发现水平;疾病感知间接通过积极应对影响益处发现,有负向效应;积极应对对益处发现有直接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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