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是在西周礼乐文明土壤孕育下产生的。西周的学术样态为王官之学,学术为官府所控,为“大一统”政权服务,学术与现实政治关联密切。西周末期以降,礼乐渐坏,官学下移,诸子学术逐渐兴起。诸子学术渊源于西周礼乐文化,学术指向于现实政治,建构“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是诸子学术的共同主题。秦汉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政治的高度统一需要学术思想的“大一统”,故而法、道、儒依次走入意识形态化的语境,直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在西周至西汉学术的发展历程之中,“大一统”思想是整个学术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但“大一统”这一概念,直至《春秋公羊传》才被正式提出来,它有一个萌芽、产生与发展的漫长过程。因此,本论文主要探讨的是《春秋》“大一统”思想的学术源流问题。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本文的研究对象与选题价值,概述了相关研究的学术简史。第一章为“西周礼乐文明与‘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本章从“天命观”与“制礼作乐”两个角度入手,探讨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建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王官之学”是西周礼乐文化的话语形态,它所传达出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理念,直接促进了周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第二章为“春秋礼崩乐坏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本章侧重于探讨孔子的“大一统”思想,文章指出,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客观情势,孔子以承续周代的“大一统”礼乐秩序为己任。故而,其“仁学体系的建构”、“修订《春秋》”、“兴办私学”等学术行为都有着强烈的“大一统”诉求,并对七十子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三章为“诸子百家对‘大一统’思想的接受与阐发”。本章集中探讨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战国诸子对“大一统”思想的接受与阐发。文章指出,诸子学说虽看似争鸣各异,但实质上却有着共同的学术来源与学术指归。他们承接“古之道术”,从传统“六经”之中汲取营养,构建了自家学说体系,并希冀以此来统一社会的学术思想,从而为“大一统”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学术理论支撑。第四章为“《春秋》三传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阐释”。本章集中探讨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穀梁传》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阐释问题。文章指出,《春秋》“微言大义”的核心就是要维护“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作为解经之传,《春秋》三传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时的角度与方式虽然有所不同的,但对于《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却都有着明确的揭示和阐释。第五章为“独尊儒术与‘大一统’思想的最终确立”。本章从秦与汉初的政治背景入手,探讨了“大一统”思想最终确立的问题。文章指出,与秦汉“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格局相适应,秦汉学术从总体上也呈现出一种统一的发展态势。经过西汉诸子、董仲舒、司马迁等人的努力,“儒术”最终上升成为了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成为“大一统”思想的学术指归。结论部分在综述全文内容的基础上指出,从本质上来说,传统中国学术的根底与归宿都不外经世致用,“大一统”思想的阐发与实践几乎是一切学术的期许,从西周到西汉,从周公到诸子百家,再到董仲舒、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是整个学术发展的主题与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