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当代作家中,唐·德里罗的文学地位是不能忽视的。迄今为止,他已经连续发表了16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9个剧本以及若干短篇小说、散文等。德里罗是一位极具天赋的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美国志》便为他赢得了评论界的赞誉。1985年,他的《白噪音》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更是名声大震,被誉为优秀的当代美国作家和敏锐的当代美国社会生活批评家,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尽管学界对德里罗的作品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令人困惑之处。为了对德里罗的作品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解读,本文运用互文性理论,以米哈伊尔·巴赫金、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杰勒德·热内特以及哈罗德·布鲁姆等学者关于互文性的学说为主要理论框架,并结合运用新批评、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方法,对德里罗作品中的互文性做全面深入的分析,旨在说明,互文性叙事不仅是德里罗最主要的叙事方式,使其作品呈现出多重声音交杂的特点,也是他对美国当代社会进行批判的有力武器。论文由引言、正文五个章节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德里罗的文学成就、评论界对其作品的评述以及本文的观点和框架。第一章“互文性及德里罗的互文性创作”从整体上梳理互文性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轨迹以及德里罗的互文性创作特点,指出采用互文性这一理论视角探讨德里罗作品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文学批评家和女性主义者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根据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和“复调”理论提出,意指文本存在于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之中。这一理论提出后,沿着两条轨迹发展：一条是结构主义的路径,热内特和拉法雷等结构主义者从狭义的路径出发,认为互文性是一个文本与存在于此文本的其它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另一条是解构主义的路径,巴特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趋向于对互文性概念做宽泛的解释,认为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各种语言、知识代码和文化表意实践之间有着相互指涉的关系。依据这一理论,笔者发现,互文性特征在德里罗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的作品不仅在内部以及与他人的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学体裁之间形成互文关系,还与社会、历史的大文本形成互动对话关系。因此,本文采用互文性这一理论视角,分析德里罗整个文学作品中的互文性特点,以期说明互文性理论对研究德里罗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第二章“自我指涉与自我引用：德里罗作品中的内互文”主要考察德里罗作品中的内部互文关系。内互文是指同一文本内部各要素或者是同一个作家各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内互文是德里罗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首先,德里罗注重副文本对正文本的阐释作用。他的副文本如封面、标题、副标题、题献以及后记等跟正文本相互交织、相互印证。笔者主要选取《地下世界》的封面,《白噪音》、《天秤星座》、《地下世界》、《坠落的人》的标题,《天秤星座》的题献以及后记进行研究和分析,虽然这些副文本看似不起眼,却对德里罗作品的解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德里罗的作品呈现一种相互参照、相互指涉的体系。他在创作中频繁引用自己之前发表过的作品,比如,鸿篇巨制《地下世界》包含他之前发表过的五篇短篇小说。他还变相重复自己先前作品中出现过的场景、人物、主题及叙事结构,比如,他的好几部作品中都有一个哲学家式的人物,虽然这些人物名字不同,职业各异,却都能言善辩,参透事务的本质,对当代美国文化做出理性的阐释。德里罗大量引用和变相重复自己的作品,并不意味着他已江郎才尽,而是以他独特的方式从新的角度重审自己的前文本,从而对美国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进行多次强调,以期引起世人的关注。此外,德里罗在创作中有意或无意地揭示自己的创作痕迹,使其作品呈现出元小说的互文特点。元叙述的手法既生成了他作品的内在节奏,呼应着作品的整体结构,又有助于他表达自己的创作理念,使读者领略到他独特的叙事方式。第三章“书写与重写：德里罗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反叛”主要围绕引用、暗指、仿作与戏仿等互文性写作手法分析德里罗的作品与文学文本和传统文学体裁之间的互文关系。德里罗的广泛阅读为其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他的创作受到乔伊斯、福克纳、纳博科夫、海明威、贝克特、品钦等作家的影响。通过互文性策略,他非常巧妙地将无数文学资源应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首先,他引用别人的表达、语句、段落以及在作品中暗指别的作家和作品,比如,他的第三部戏剧《尾穗苋》的标题来自华兹华斯的同名诗歌,小说《大都会》的开篇引语来自波兰诗人赫伯特的诗歌“围城记事”。他也在多部作品中暗指乔伊斯和他的作品。这些引用和暗指对他的人物刻画和主题表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次,他模仿不同作家的人物塑造、意象、场景、情节及叙述风格。他模仿品钦的人物刻画、贝克特的语言风格、纳博科夫的文学场景以及乔伊斯的叙事手法等。他引用、暗指以及模仿是为了适应一直都在变化的新的叙事情境。通过这些互文性写作手法,他在创作中表达了对其他作家的崇敬,并显示了他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但是,德里罗的创作绝不是简单地对他人作品的重复。在继承文学传统以及模仿他人作品的同时,他又通过戏仿等手法来颠覆它们以及类似的前文本,体现了他自身的文学才能与文学想象。戏仿是德里罗常用的文学创作手法。他经常依赖传统文学体裁,但往往对那些叙事模式进行改写、转换、甚至是嘲讽,挑战既定的文学叙述以确立自己的叙述风格,对美国当代的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在小说《走狗》中,他一开始遵循悬疑小说的特点,但又不按悬疑小说的套路发展故事,在戏谑中展现当今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戏剧化。在《白噪音》中,他模仿侦探小说的元素,但又颠覆读者的期待,嘲弄侦查的局限。在《人体艺术家》里,他制造哥特式小说的气氛,但正当读者期待看到女主人与怪物斗争之时,他改变了策略,在嘲弄式的叙述中让读者思考时间、创伤、死亡等主题。因此,通过互文的手法,德里罗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确立了他独特的叙述模式和风格,也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第四章“文学与媒体：德里罗与媒体文化的对话”重点研究德里罗的作品与媒体文化的互动对话关系。德里罗在纽约长大并在纽约接受教育,1958年获得交际艺术学士学位后就职于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因此深受当代媒体文化的影响。他曾在访谈中多次提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画作、爵士乐、欧洲电影和格林尼治村的先锋艺术给他以巨大的影响。德里罗对当代媒体文化情有独钟,总能从中找到创作的灵感。首先,他的作品与电影紧密相连。从内容上,他不仅使用电影意象,将影星和导演作为他作品中的人物,还经常引用和改编电影作品,尤其是法国著名导演戈达尔的作品。在技巧上,他模仿电影脚本式的语言,使用电影蒙太奇式的叙述策略,将电影拍摄与剪辑技巧,如手持跟拍与跳接等,应用于文学创作,扩宽了文学的叙述方式。其次,他在创作中常借助于绘画与音乐。彼得·勃鲁盖尔的画作《死亡的胜利》、意大利画家乔治·莫兰迪的静物画都被他非常巧妙地嵌入作品,对他的人物刻画和主题表达起到关键的作用。德里罗也喜欢将歌星做为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并在作品中嵌入歌曲。在小说《琼斯大街》中,他以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为原型塑造主人公,刻画音乐人的困惑和焦虑,借以表现媒体社会的破碎性和疏离感。此外,德里罗的作品是对当代媒体文本的拼贴,电视节目、广播节目、报刊文章、商业广告以及其他各类当代媒体文本都被他不时地植入作品。通过对媒体文本的反复引用以及与媒体的紧密互动,德里罗成功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被媒体文化所“浸透”的当代美国社会,暗指当今世界正受到媒体的围剿与威胁。德里罗一直尝试新的技巧和写作模式,身为媒体社会的一员,他一方面从当代大众传媒中吸取营养,扩宽了文学的疆界与范围,同时也通过与媒体的互文性书写表达了他对后工业社会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以及对无孔不入的媒体的批判。第五章“历史与记忆：德里罗作品中的历史”主要探讨德里罗的作品与历史的互文关系。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家,历史永远是德里罗关注的对象。在他的整个作品当中,尤其是在他的后期创作中,文史互动纠缠交错。他不仅喜欢在作品中引入历史人物、插入历史文献,还喜欢对历史卷宗做出评论,吸收以及转换历史文本。本章主要对他后期的三部小说——《天秤星座》,《地下世界》,《坠落的人》——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天秤星座》以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为背景,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线讲述总统遇刺前李·哈维·奥斯瓦德的生活,另一条线讲述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怎样密谋杀害总统。穿插在这两条线索之间的是一个叫布兰奇的人物受委托书写总统被刺历史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德里罗在大量引用沃伦委员会报告的同时对其提出质疑,在事实与虚构的空间里为肯尼迪总统被刺事件提供新的关注视角。《地下世界》主要讲述冷战时期的历史。在这部长达827页的小说中,德里罗以美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历史标志性事件为线索,将目光投向正史之外的历史裂隙,主要描述那些未被发现、被遮蔽的历史,从而对美国官方冷战胜利主义提出质疑。《坠落的人》以美国纽约9/11事件为背景,主要围绕幸存者39岁的律师基思以及他的家人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日常生活展开,将宏大的历史事件在普通人身上展现出来,精准地刻画了恐怖主义对普通百姓所造成的身心创伤。更重要的是,在《坠落的人》中,德里罗还给通常被妖魔化以及被压制的恐怖分子以言说的机会,通过对劫机者之一哈马德的描绘,叙述了他的生活历程、心理状态、以及如何被逼从事恐怖活动的过程。《坠落的人》主要关注主流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德里罗这种反叙事的策略体现了历史的多面性及多元化。总之,历史为德里罗的创作提供了源泉与动力。通过与历史的互文,他打破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并对历史与记忆做出评估与重审,为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论文的结语部分首先总结德里罗小说中的互文性特点,然后重申互文性写作对德里罗的意义。互文性贯穿于德里罗作品的始终,是他作品最显著的特点。然而,不管他的互文对象是什么,他关注的焦点始终是美国,一个他既爱又恨的国家。在他长达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德里罗不断地试验各种叙述方式,不断地扩展写作题材,不懈地探索美国社会的本质,从而勾勒出一幅美国社会的全景图。所有这些,如果不借助于互文性叙事,德里罗是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