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提升资金配置效率，维持金融体系稳定发展成为当前广泛关注的问题。并且，次贷危机后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债务偿还问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产能过剩等问题影响着各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从债务杠杆率的水平来看，根据BIS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08年至2016年从98.7％增长至159.4％，增幅为61.5％。我国非金融企业宏观债务杠杆远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并且远超大部分的发达经济体国家，存在非金融企业债务杠杆率高企的问题，易触发债务违约风险。从我国债务杠杆率的结构来看，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杠杆率偏高主要集中于大规模的非上市国有企业。由此可见，我国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杠杆率主要沉淀于一些传统行业，而一些轻资产的高新技术行业整体杠杆率不高。因此，我国企业债务杠杆率存在内部杠杆错配问题。但是，由于杠杆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理的杠杆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本文将基于结构性去杠杆的视角研究如何实现平稳的去杠杆。本文根据我国企业债务杠杆率的走势分成了三轮加杠杆与三轮去杠杆的历程进行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债务杠杆率的升高。此外，在次贷危机之后，随着我国货币政策背景的转变、操作工具的丰富发展以及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我国货币政策较之从前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本文将着重分析货币政策通过企业债务杠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
　　在理论传导机制部分，本文理论结合实际，分别从货币政策对企业债务杠杆的传导机制、企业债务杠杆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进行阐述，从而了解货币政策通过企业债务杠杆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本文从资产端与负债端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对企业债务杠杆的传导机制，得出货币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对不同的企业债务杠杆有不同影响的结论。并且，当宏观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尤其要警惕债务杠杆高企问题，以防陷入“债务—通缩”效应。本文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金融稳定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债务杠杆对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得出企业债务杠杆过高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向影响的结论。
　　在理论模型部分，本文借鉴了货币政策传导领域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构建DSGE模型，对比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债务杠杆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会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对企业债务杠杆率和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并且在去杠杆的过程中，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果优于数量型工具。在使用货币政策实现结构性去杠杆时，必须要考虑杠杆率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且，在通过对比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后发现，要实现温和的去杠杆还需要实现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并且疏通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
　　在实证模型部分，本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和时变效应模型分别对货币政策通过不同类型企业债务杠杆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程度以及如何合理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结构性去杠杆进行研究。在门槛效应模型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在维持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基调不变的情况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实现我国企业债务去杠杆。并且，仅凭货币政策一己之力无法实现结构性去杠杆，还需注重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搭配使用。在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时期，不同类型的企业债务杠杆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在高杠杆率的水平下，货币政策通过企业债务杠杆的传导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最小。在时变效应模型的研究中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企业债务杠杆去杠杆时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冲击较小，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在去杠杆时易造成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而且上市公司、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债务杠杆易受价格型工具的影响，非上市公司、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债务杠杆易受数量型工具的影响。此外，从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的时变效应来看，价格型工具对企业债务杠杆实现的是微调，对宏观经济冲击小，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易造成企业债务杠杆和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在稳健中性货币政策阶段，非高新技术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债务杠杆可以通过宽松的价格型工具与紧缩的数量型工具实现在去杠杆的同时带动宏观经济发展。但是，国有企业与非上市公司的债务杠杆问题仅凭借货币政策一己之力很难实现整体的结构性去杠杆，还需要注重与其它政策的协调搭配，避免造成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
　　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从货币政策、企业融资决策和宏观金融环境三个角度分别提出政策建议，为在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结构性去杠杆提供一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