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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业的核心主体,其经营绩效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其他行业经济部门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转型时期,深入挖掘和研究银行绩效的改良方法就显得很有价值意义,银行业风险高、专业知识及相关技能知识需求面广的特性,让具备高学历高技能的人才成为其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优秀的个体与高效的管理团队,是商业银行立于市场竞争不败之地的重要保障,分析人才队伍的管理和管理团队的激励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对商业银行进行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提升银行绩效的政策研究提供参考。 高管货币薪酬方面,网上有一项数据显示,2011至2014年中石油高管人均薪酬分别是96.29万、89.23万、86.18万和110.22万1,相比中石油高管人均薪酬,我国国有五大银行高管薪酬则也不甘落后,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年薪199.56万元,交行董事长牛锡明年薪179.22万元,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年薪112.9万元,农行董事长蒋超良年薪113.36万元,中行董事长田国立年薪135.82万元2,截至2015年年底,虽然国有五大行受“限薪令”的影响,年薪同比暴跌近50%,虽然五大行年薪受影响较明显,但银行业高管整体领取高薪的现象依然存在,其中平安银行副行长赵继臣以711.66万元问鼎银行业年薪冠军,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总体水平还是较高,仍值得引起关注。 银行绩效方面,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是其重要特性,这也是考量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的一项主要参考指标,自2010年实施新《巴塞尔协议》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总体考核标准均借鉴了《新巴塞尔协议》的新标准,同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结合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开展的实际,于2015年10月正式宣布取消存贷比的考核职能,以适应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方式多元化,扩大商业银行绩效提升的渠道和空间,减少商业银行因开展正常业务活动而受存贷比75%标准的约束,支持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提升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贷款风险方面,不良贷款余额总额及不良贷款率在近几年呈逐年上升趋势,3截止到2015年底,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额达12744亿元,较上年底增加4318亿元,增幅超过50%,连续16个季度反弹。而不良贷款率则达到1.67%。较上年上升0.08个百分点,连续10个季度上升;其中,五大行的不良贷款率余额最高,达到7002亿元人民币,不良率攀升至1.66%,同比上升0.43个百分点,逼近2%的警戒线。而农商行不良贷款的增幅最大,同比增幅达71%。受不良贷款不断飙升的影响,2015年全年中国银行业高管平均薪酬同比下降的银行占绝大多数,不少薪酬降幅甚至超过30%45。结合整个银行业的发展状况来看,银行如果不积极控制贷款风险,进行革新转型,未来只有一种结果:被市场淘汰出局。 与高管货币薪酬相同,在职消费也是近年来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尤其是中央直属企业,利用国有央企的“所有者虚位”和“内部控制人”特点,进行高规格的在职消费,例如,华润集团国企高管谢琰在2012年-2014年期间,入住五星级酒店共计333天,享受高标准的洗衣费,所有一切在职消费开支都由华润集团进行管理报销,严重违反相关财务规定,此外,央企华润集团深圳分公司高管伍加健在2014年任职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购置奢侈品,违规参与高尔夫球消费,以上在职消费的奢靡程度,让人瞠目结舌,如此方式的在职消费,在国有企业部门里面应该算是屡见不鲜,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高管在职消费不仅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对具有垄断性质的公司企业而言,在职消费的存在可以使得高管货币薪酬被严重低估,为高管货币薪酬的部分收入提供保护,我国银行业目前具有垄断行业的特性,银行的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机制比较严厉,要求比较高,一般年报披露的都是显性薪酬,除去账面反映的显性薪酬之外,还有诸多的福利待遇、天价在职消费以及仕途升迁的机会,即使作为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普通员工,其享受的在职消费、福利待遇都是一般企业员工所无法企及的。 自2004年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以来,薪酬管理的执行效率不高,高管平均货币薪酬仍然居高不下,未达到治理效果的预期;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银行业自身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营运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当前银行的生存发展之需了,不确定的风险因素逐年增加,同时,受到互联网金融冲击,几乎所有商业银行都走上了线上线下的现代经营模式,更多的业务拓展需求,使得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程度变得更加激烈。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及内部管理将变得更加严厉,也急需通过强化人才队伍与团队建设的管理来完善银行绩效激励的政策和制度,同时,随着人民币于2015年11月成功加入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之后,人民币的营运方式将进一步向国外拓展海外市场业务,这也将使得商业银行全面参与国际金融竞争,核心人才和管理团队的有效激励将成为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积极探寻公司治理改革之路,以应对当前的转型需要,同时,为谋求银行自身更长远的发展。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商业银行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将国际与国内市场联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初步建成了当前较为完善的薪酬激励体系,在职消费管理的约束机制。当然,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处于改革转型期,整体实体经济走势较为疲软,这对银行的经营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在原有薪酬机制的体系上不做激励改进,极有可能会导致银行绩效得不到提升,高管人员继续享受高薪待遇的不公平现象,对银行投资者和股东而言,都是不利的;经济转型自然会带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及机制的重构,银行业的薪酬激励应该与银行绩效形成有效的浮动,并根据银行绩效的优劣来决定高管团队和人才个人的薪资待遇,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上下联动机制,促使商业银行管理团队做出积极的改进措施,为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为银行绩效提供动力,为金融市场改革创造银行业自身的内部动力。 本文根据研究设计要求,共分五章。 第一章,绪论,本章首先结合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进行了相应的文献回顾,主要针对高管货币薪酬、贷款风险与公司绩效的研究分析,涵盖高管货币薪酬、贷款风险和公司绩效。结合现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给出本文设计的总体思路,提出高管货币薪酬与贷款风险、银行绩效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 第二章,高管货币薪酬、贷款风险与公司绩效的文献研究与理论基础。本章回顾国外国内两大研究空间对高管薪酬与贷款风险、高管货币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与不相关的经验研究,并对有关文献进行评析,结合已有的相关理论,介绍并回顾近年来各有关高管货币薪酬、贷款风险与企业绩效的理论,为下文进行研究设计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章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本章根据前文所做分析,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假设,评述银行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分析、分析评价指标的采用情况,做出有关变量定义及变量选择设计,最后构建相应的研究模型。 第四章,商业银行高管货币薪酬、贷款风险、银行绩效的实证研究。首先介绍商业银行的性质分类进行描述,按照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的性质进行相应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再按国有五大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30家城市商业银行进行相关性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测试,最后得出实证研究结论。 第五章,对策建议。首先结合现有环境体系,进行实证结论的研究分析,得出产生结论的原因,逐步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归纳本文的研究不足,并指出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发展所处转型调整时期,银行业通过外生动力较难满足发展需求,因此,只能通过改变自身内部环境,实现与改革转型的匹配,才能扭转业绩下滑的局面,所以本文基于客观环境和银行的发展现状,得出商业银行银行绩效不是银行高管货币薪酬的主要影响因素,商业银行高管货币薪酬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贷款风险。 (2)银行绩效与贷款风险之间呈显著的影响关系,其中,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不良贷款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本充足率作为商业银行偿还债务能力的风险指标,对银行绩效进行评价有着重要意义,合理的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拓展经营业务,提升经营业绩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同时降低商业银行自身的债务风险。银行资产规模是银行绩效的规模保障,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有充足的资源用于改善业务,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属于商业银行实现绩效目标的基础保证。不良贷款率对银行绩效的提升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银行绩效受直接影响很明显,相较于不良贷款率低的商业银行而言,高不良率的银行绩效受到不良资产处置、清收的影响,导致处置不良资产的成本增加,银行利润下降。 (3)独立董事监管与股东监管对银行绩效不相关。这说明我国现有体制下,股东监管和独立董事监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股东受限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无法取得监管的实效性;独立董事与高管存在利益链接始终没有隔断,无法确保其发表独立意见,导致其对管理层的监管直接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