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发展提高了国家实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导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和污染,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幸福度和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保护生态环境坚持绿色可持续性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乃至全世界重视,由于大气污染具有跨界性与流动性特征,通常属地化管理模式往往出现“搭便车”的固有问题,鲜有文献从绿色发展导向下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深入的理论解析与实证研究。因此,在环保垂直管理改革新体制与地方绿色GDP晋升考核约束的理论框架下,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93个国家环保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界定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29个地级市为实验组,其余64个城市为对照组,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绿色发展效应及区域异质性进行准自然实验研究。首先,就区域联防联控政策对空气污染治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一方面,属地治理模式下存在各地区利益导向的政府竞争和博弈,当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时,极易诱发“搭便车”行为,而且空气污染由于产业转移而具有溢出效应,所以各地区“各自为政”并不能取得很好的空气质量优化作用,只有突破行政边界联合治污才能改善区域内整体环境绩效,推动绿色发展,因此提出基准假说: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政策的实施总体上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的排放,打破属地治理模式下的行政边界,有利于大气污染的治理。另一方面,集体行动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体现在集体规模对集体行动及利益的影响,集团过大会导致不必要的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规模过小则不能有很好的治理效果,此外,各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水平不一导致协同发展进度有差异。因此,扩展假说: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由于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度和政府投入度等因素不同而存在异质性,预期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大气治理效果显著,其中长三角地区因区域规模划分更加科学合理而效果更佳,而京津冀地区治污效果不显著。其次,PSM-DID实证结果表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总体上显著降低了35%的工业二氧化硫和31%的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促进空气质量改善;分区域来看,珠三角与长三角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显著推动了协同发展,分别降低工业二氧化硫15%和29%的排放量、降低工业烟粉尘38%和26%的排放量,而对京津冀污染物排放起正向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有:作为具有辐射效应的中心城市北京并没有起到充分的示范带头作用、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别大导致一体化发展不平衡、集团规模不够科学合理。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基本符合“环境库茨涅兹”假说,而京津冀地区EKC效应不显著;京津冀和珠三角的人口密度提升加大了污染治理压力,长三角的人口集聚效应显著推动了绿色发展;京津冀地区基本实现了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减排的协同,长三角工业比重提升的绿色发展效应不明显,珠三角工业结构与污染排放的正向关联亦不显著。最后,根据以上实证结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须根据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区面积、财政自主度、绿化覆盖率等特征统筹划定实施区域,并做到相对稳定与微调相结合,尤其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的协调,积极规避人口密度提高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并发挥其集聚效应,注重工业绿色技术、绿色区块链的推广和应用,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技术、监管和制度保障。此外,本文还提出建立常态化协调机构完善顶层设计、科学制定区域间的环保标准及奖惩标准、优化联防联控区域范围、提升空气质量相关数据统计能力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等建议,对于联防联控政策的有效落实和推动区域绿色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环保垂直管理改革与地方政府绿色GDP考核约束的新视角下,系统深入分析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视域下地方政府的内在行为动机,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二是扎根于中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政策实践,全面搜集了 9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微观数据,为评估现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实施效果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三是运用前沿的双重差分模型,反复甄选合理的研究样本,分别从总体和区域维度对中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了深入挖掘,弥补了现有文献缺乏经验分析的不足,为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政策提供了稳健的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