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末,在地处边缘却拥有言说空间的香港,一批来自上海的左翼文人顺应形势要求,创办了一份性质明确、文风鲜明的刊物——《大众文艺丛刊》,通过与不同声音的思想交锋建构起人民文艺及其理论的合法性,并且深深地影响了第一次文代会中的人员安排和报告话语,进而在随之开始对萧也牧作品的批判中也找到了相似的话语模式。论文第一章主要从分析当时的形势出发,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探讨这样一份刊物创办的必要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国共战场上解放军压倒性的胜利不断传来,战争的胜利为其自身带来的合法性逐渐增强,人民政权即将建立,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人民文艺此时也需担负起组织文化战线的任务,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同时实现文化领导,并反过来巩固人民政权。此时,上海的文化空间逐渐缩小,政治高压日益严重,根据配合作战要求,宣传文化阵地转移到了环境相对宽松的香港,一群身份特殊的编辑在特定编辑思想指导下,使得刊物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论文第二章主要关注刊物上进行的一系列批判、建构活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文学应当保持自由、独立,报刊应当承担起监督、批评政府的职能,这些在左翼主流文艺来看,是一种完全脱离和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幻想,当前的国家需要的是一致和统一,与“我们”的人民立场不同,即为反动。即使政治立场相同,但在文艺具体实践上也需要步调一致。对《讲话》的解释和传播、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论述,只能有《丛刊》等人代表的延安主流文人一种,胡风的“主观主义”是一种不一致、不和谐的声音,需要及时澄清,以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进而导致人心的动摇。配合着文化统一战线上对旁支斜出的修剪和清理,自身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需要加强。《丛刊》恰逢其时,重新提出鲁迅后期思想向左翼文学关键转变的重要意义,同时给出当时的参照人物——宁死不领救济粮的朱自清,充分地为其他还在犹豫徘徊的中间知识分子尤其是刚刚走上文坛的广大知识青年提供了应该效仿的榜样,进而使新的文化秩序获得更广泛地认同。论文第三章主要考察刊物停刊之后的对“当代文学”体制和批判成规建立的影响。经过一系列准备和过渡,新的人民文艺方向被正式确立,随之而来被延续下来的还有《丛刊》批判中使用的批判、认同标准以及典型的话语表述模式。前者隐约地体现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过程和文学组织中的人员安排,后者则具体地应用在了大会报告和紧接着开始的对作家作品的批判活动中。那些熟悉的概念、词语和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居高临下的气势、严格的正误之别,均保留了下来,进而在不久后即开始的大批判活动中形成并完善了这些批判文章的话语模式和组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