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咸丰九年未已科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湖北学政,礼部、吏部、工部、刑部、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光绪四年孙家鼐任光绪帝师,此后兼任顺天府尹,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资政院总裁。他支持晚清铁路的修建,在强学会遭弹劾时为其辩诬,将其以官书局的形式保存下来。在戊戌维新中孙家鼐兴办京师大学堂,以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学习西方文明,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在清末新政时孙家鼐结合西方政治文明模式,订立资政院章程,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力图促进清廷的政治近代化。孙家鼐在晚清变局中的思想轨迹,反映出当时一些官僚士大夫在遭遇西方文明冲击之时欲退还进、蹒跚前行的心态,既想学习西方又抱守固有传统不放的矛盾心理。长期以来学术界苦于资料的短缺,对孙家鼐的研究仅限于戊戌期间,对其在洋务运动时期循吏作风的形成、转变,以及在清末新政中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吸收、转化缺乏研究。本文以较为充实的孙家鼐奏折等原始资料为基础,以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三个发展时期为主线,给予其客观公正的评价。洋务运动时期,是孙家鼐循吏作风形成,并对西方事物逐步认识理解的过程。在其担任湖北学政期间,能够严守学政制度,恢复因战争而停止的乡试。其署理顺天期间,他在赈灾开厂、平粜筹粮、理讼安民等方面都卓有成效,符合一个循吏的为官标准。而孙家鼐并非止步于一个旧式官僚,随着西方新兴事物的传入,他以开放的心态对其进行认知,在津通铁路的修建问题上已然不同于守旧官僚,开始认真思考西方事物在中国的发展。他能够在强学会造诋毁时为其辩诬,组建官书局,刊印外国图书,购置声光化电仪器,在京师之地促进西方事物的传播。虽然官书局之后的运作由于主客观环境而乏善可陈,但却为孙之后在京师大学堂的组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在京师大学堂的创建中,孙家鼐从校舍的选址及修缮、大学堂章程的拟定、“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到分科教学体系的建立,都进行了清晰细致的规划,力图为光绪帝的维新储备人才。对于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孙家鼐有自己的思考,他不排斥改革,甚至认为在甲午之后改革已然落后,变法要比不变好。但是相对于康梁等人改官制、撤六部、设制度局等与现存官僚体制截然对立的做法,孙家鼐选择了较为温和的措施,要求清廷将《校邠庐抗议》印刷千部发给官员签注,让内外大臣以此表达自己的变法观点。这样既宣传了变法思想,又使光绪帝明了朝中大臣对变法的态度。清末立宪时期孙家鼐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结合西方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思想,在新政改革中对清廷原有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他把资政院定位为示民情、发议论的机构,将其作为议院的过渡,允许新兴资产阶级加入资政院,平等议员之间地位,并且确定这个舆论监督机构一定的行政弹劾权。同时孙家鼐按照近代国家体制改革原来的中央六部,重新划分职能部门,增加农工商部和邮传部以适应社会发展。在地方官制的改革中,将地方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调整官吏结构,促进地方工作更为有序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