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债产生于特定环境之下,其作为推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重要资金来源,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近年来各地区城投债规模不断扩大,尽管中央不断推动城投债的去担保进程,但城投债的信用风险仍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但由于目前中国整体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地方城投债已出现技术性违约的情况,城投债信用风险一经扩散,将对债券市场造成难以估计的后果,甚至损害政府信用。同时,中国正处于经济下行阶段,且过往以环境换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中国亟待找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的平衡点,改善地方经济发展态势。在此阶段,中国不断对环境规制政策进行改革,将传统的“督企”转为“党政同责”的中央环保督察政策,从而改变以往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因此,研究最新的、符合中国特色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中央环保督察政策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缓解城投债信用风险,促进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经济共同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本文基于2014-2018年发行的省份及直辖市城投债数据,并在过往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是否受到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检查作为政策虚拟变量,采用多期倍差法构建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其次,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实施安慰剂检验,即提前政策实施时间,剔除了违约地方融资平台与并行去产能政策,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再次,本文运用平行趋势检验,验证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的持续性,同时将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作为中介变量,检验中央环保督察政策对城投债发行利差的作用机制。最后,本文探讨了不同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以及不同类型下的城投债,其发行利差在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的作用下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中央环保督察政策能够有效降低城投债发行利差,并且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下成立。第二,中央环保督察政策对城投债发行利差的降低效果具有持续性,但这一持续效果在一期后便消失,仍较为短暂。第三,中央环保督察政策能够提升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通过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城投债发行利差,但该机制并不是唯一渠道。第四,南部地区的城投债发行利差受到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的降低效果更强。第五,环境规制强度较强的地区所发行的城投债,其发行利差对中央环保督察的敏感性强于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第六,中央环保督察对生产型城投债的发行利差的降低效果强于其他类型的城投债发行利差,而房地产开发型城投债的发行利差则不受到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