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大概有四种,一为国家认同包含了文化认同,二为文化认同包含了国家认同,三为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包含,四为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不大。在对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中,发现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在总体上是互动的。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动,就须对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交往的概念进行阐述与分析,并将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认同概念本身来看,认同指的是一种外在的身份认同。回族的身份就其政治法律内涵与文化内涵来看,主要包括中国国民身份认同与穆斯林身份认同两种。国家认同的框架包括了其界定与分析及提升,所要探讨的中心议题是,回族国民身份的确立及表达的问题。回族文化认同的框架包括了其界定与分析与提升,所要探讨的中心议题是,回族穆斯林身份的确立及表达的问题。交往概念的引入不仅要表明,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分别形成,以及国民身份与穆斯林身份的确立与表达,与主体间的交往互动有直接的关系,更在于这种主体间的交往互动会影响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在对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也反思了它们之间能够保持互动的原因、模式、特点与规律,并分析了 "争教不争国"的背景知识。从交往的视野出发,指出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所以能够保持互动的内在根据也在于,交往共同体内,主体间的这种交往互动——主要是政府与回族之间的交往互动,最终会形成两种交往关系——政治交往关系与文化交往关系,以及两种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主体之间的交往,会使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发现在交往共同体内,主体能否对彼此的背景知识进行正确的解释与沟通,能否达成共识、协调行为,不仅关系到主体之间的交往状况,也关系到回族的主观世界中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状况。通过分析政府所制订与实施的法律与政策,可以看到,政府依靠其统治权,制订与实施法律与政策,客观上也能够使回族的国民身份得到强化,同时这种强化也能对回族的穆斯林身份产生影响,即回族的国家认同也会影响到回族的文化认同。当然,政府如果在制订与实施政策时,也考虑回族的穆斯林身份时,这当然有助于回族穆斯林身份的保持,回族在保持其穆斯林身份时也会积极地表达其国民身份的,即回族的文化认同也有助于回族的国家认同。历史上明代的尊重与同化,以及民国以来的尊重与融合的法律与政策,使政府与回族之间能够较容易地进行沟通与解释,也使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相反,清代的歧视性与压迫性的法律与政策,使清政府与回族之间存在沟通的障碍,进而也影响到了回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当然,从回族的角度来说,历史上回族的交往行为至少有两个:政治方面的交往行为与文化方面的交往行为。从回族具体的交往行为来看,回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是互动的。换言之,回族表达国家认同的政治交往行为,对于其文化认同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样,回族表达文化认同的文化交往行为,对于其国家认同的表达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讨论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发现它们之间在互动中也存在问题,而问题的产生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有关。具体就是,由主体的交往理性的不足,由主体对宗教、文化适应的理解不同,也有的是由主体对背景知识解释的不同,也有的是由主体的一些错误的政策与事件所引发的。指出,在当代,主体间确实存在一些交往的障碍或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到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尽管如此,主体也能提升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互动。提升的路径就是要求政府、回族及汉族都要有所行动。既然回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是互动的,那么,提升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互动的原则与方法,就可以分别从提升回族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入手,进而提升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交往互动的产生,也能表明国民身份与穆斯林身份在回族身上是统一的。在对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交往互动的研究中,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对于处理民族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具体而言,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中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主人翁意识、文明对话精神及文化理解,都有利于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