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儿童与教育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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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作家是中国晚清废除科举制度和立新式教育的产物,因启蒙与救亡的需要,他们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巨大的成就在于人的发现,这其中,对儿童的个体独立价值的认识和肯定,开启了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建构过程。本文通过五四新文学作家产生的历史背景阐述其儿童观的生成,并择选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结合他们自身的发展经历分析其儿童观,然后概括出现代儿童观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又从其塑造的诸多富有鲜活儿童形象的作品方面分析了其儿童观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引进,我国的新文化先驱们逐渐看到,中国要走向富强的道路必须重视对儿童的培养。杜威等现代儿童观的引入为我国现代儿童观的生成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儿童的发现”就是随着卢梭、杜威等教育理念的传播而在中国的大地上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以及新文学作家们在这个“启蒙”的时代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儿童对于中国未来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儿童问题和中国的妇女问题一样是“人的解放”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只有“发现儿童”,解放儿童才能够真正实现国人的解放。在这期间,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我国的现代儿童观也逐步的建立起来。首先由鲁迅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用白话写作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随后,周作人、叶圣陶等文学、教育学巨匠们也纷纷投入到对中国儿童教育和作品的关注中来。他们意识到,只有纠正中国几千年来错误的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封建儿童观才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现代教育制度和体系,才能够真正解决儿童解放的问题。对于错误的儿童观,鲁迅有过这样的总结:“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6]“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杜威来华讲学的事件为中国带来了“儿童本位”的思想。至此,我国的文学家们接纳并融合了这种先进的教育观点,从而开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开创之路。这一时期,相继有不同的儿童观点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儿童是人、儿童是儿童基于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的准则,新文化倡导者对于封建宗法制度下“长者本位”的旧式儿童观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批判。周作人认为儿童是不同于成人的人,有自己的内外两方面的生活,所谓“内”方面的生活就是儿童的精神生活,“外”方面的生活就是满足儿童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儿童就是儿童,而不是“矮小的成人”。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它撇开了成人所投下的影子,视野中只存在儿童,从而彻底地打破了成人中心主义,本位应在幼者,而不是在长者;长者应为幼者做出牺牲,开辟他们健康发展的道路;长者应该尊重幼者的权利,而不是野蛮地剥夺儿童的权利;长者应该满足幼者的需要而不是忽视儿童的合理要求。更难能可贵的是,周作人认为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生长的”,具有不同的时期,包括:婴儿期、幼儿期、少年期及青年期。每个时期的儿童具有不同的情感和生活特征。受西方民主主义的人性论及进化论的影响,鲁迅则主张注重儿童的自然性,他希望以儿童为本位,让儿童自然而然地生长。他还发现了儿童和民族根性之间的联系,从民族生存的角度考虑,因此更注重儿童的社会性,希望通过确立儿童的生存本位,把儿童从传统的封建思想、父权本位中拯救出来,进一步培养人的权利。二、教育与儿童生活在西方儿童教育理念的影响之下,“五四”时期的文学家都纷纷将儿童教育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在他们看来,儿童作为民族未来,对他们的教育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存亡。中国的封建儿童观念下建立起来的教育体制泯灭了儿童,使其深陷于“父为子纲”制度的囹圄之中。要打破这种封建的禁锢,首先就要从儿童教育入手。因此,这一时代的文学家们都建立起了各自不同的教育观。1.家庭、社会是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旧式教育往往不重视社会和家庭等环境教育的作用。鲁迅和周作人都意识到在以学校教育为核心之外还应当充分注意和发挥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作用。鲁迅首先他把儿童看作将来,看作发展,看作希望,把儿童问题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同时,他还注意到: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父母又是孩子最基本的启蒙者,因此他的儿童教育观首先体现在家庭教育上。他指出,中国的家庭大多还是“只会生,不会教”的“孩子的父亲”,而不懂所谓的儿童教育,根本不能称为“人”之父,不能意识到父母应该对子女负有的教育的责任。即使有些父母想到教育孩子,也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这种旧式教育模式,是在残害孩子,更贻误中国的发展。周作人也同样提出要重视家庭、社会对于孩子教育、成长的影响。认为家庭和社会教育各有侧重,不能够互相取代,忽视任何一面,都会导致教育的不完善。并强调社会和家庭教育对儿童最初的性格形态的形成至关重要,并且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包括父母的品德、职业技能直接影响儿童未来的生活道路。另外,他指出了教育的发展趋向是教育的社会化,而且近世的教育是使人形成良好性格。性格这里有“素质”的意思。良好素质的形成,得益于良好的环境。因此,环境教育在人的成才方面,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2.“理解孩子”是教育的前提杜威的“儿童本位论”无疑是影响巨大的。在他的教育观的影响下,鲁迅、周作人、叶圣陶等也对“如何教育孩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鲁迅认为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理解孩子就是要深入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孩子的年龄特点,教育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周作人则认为,儿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儿童的身心得到健全、自由、充分的发展,从而“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34]他认为只有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才能满足儿童的自然欲望。因为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35]。他认为首先必须了解“儿童的世界”。这些教育观念从本质上改变了以往教育忽视儿童自身需要,违背儿童成长规律的教条,将儿童从成人的世界中剥离出来。“五四”巨匠们将儿童的自身需求视为教育的根基和本源。正是这种教育观念的建立使得中国的“儿童”得以浮出水面,成为了教育的中心和主人翁。3.性教育的启蒙周作人是最早认识到性教育问题的学者。他的这种性教育思想主要来源于英国思想家蔼理斯。周作人意识到:人正常的性欲望应当得到自然健康的满足这一在当时中国被禁锢已久的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周作人认为性教育很有必要。4.知行统一论叶圣陶从杜威的“做中学”中,吸取了教育的实践性这一重要的观念。在中国第一次提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他要求“儿童在学校里,知和行合一,修养和生活合一”[45],从实际生活中求得真知。这一系列新的教育理念的建立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家们提供了鲜明的中心和主题,因此,中国的儿童文学也逐步从成人文学中剥离出来,开始蓬勃的发展起来。在发展初期,儿童出版物得到了重视,外国儿童作品译著也相继进入中国,在译介外国作品的同时,文学家们还广泛地选取民间文学进行改编。到了二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它的“成长期”。这一时期是以文学研究会作家群“儿童文学运动”为核心,以《稻草人》、《寄小读者》的出现为主要标志,完全独创的新儿童文学开始长足发展起来。儿童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也从单一走向多元化。首先进入文学视野的是伴随着“问题小说”开始的对儿童“问题”的关注。大量的文学作品从儿童身体受到的摧残、儿童心灵的创伤、学校与教育给儿童带来的问题等等诸多方面为中心进行深刻的思考和批判。从最先发轫的鲁迅开始,儿童问题也成为“五四”时期儿童小说最广泛的主题。周作人、冰心、陈衡哲、叶圣陶、老舍等都从各个方面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有作品从“问题”中走出来,开始对儿童纯真天性的回归。关于“童真”以及“童年回忆”的小说成为代表。鲁迅这位最早关注“问题”的文学巨匠在他的《故乡》、《社戏》等作品中都反映出了对儿童纯真天性的赞美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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