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家庭出现“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结构核心化”的趋势,但单纯地从户籍人口而做出的判断似乎难以体现中国家庭的灵活性与流动性。实际上,在城市中,成家后的子女因育儿需求而与父母同住的现象并不罕见,可这种以子代为中心的代际合作育儿似乎既不符合西方的“接力模式”,也不符合中国的“反馈模式”。可见,代际合作育儿这一现象是具有张力的。本文从个体化理论与代际矛盾意向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通过对22位参与代际合作育儿的父代与子代的深度访谈,探讨了代际合作育儿在制度、文化与个人层面的产生原因,代际合作育儿形成之后所呈现出的外在表征,即在时间、空间与性别上的分工与安排,最后讨论了代际合作育儿对代际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及代际关系主体的应对方式。本研究结论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代际合作育儿是制度、文化与个人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制度安排作为结构性因素为代际关系主体的育儿实践选择划定了范围,而文化机制则是通过内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代际关系主体的实践。在个体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责任伦理、情感表达与理性考量相互交织,共同在两代人的行动中发挥着作用;第二,在代际合作育儿中,时间安排上呈现出“老少互补”的特点。空间安排上,父代则会以子代为中心形成同住型与邻住型两种居住安排。性别分工上,两代人都呈现出“女性主导,男性辅助”的特征;第三,代际合作育儿中会形成代际矛盾意向,主要表现在代际关系方面相互冲突的规范与“依赖-自主”的矛盾心理两方面,代际关系主体会通过“服从”、“解放”以及“悬置”等方式应对,使得代际关系重回“和平”,保证代际合作育儿的正常进行。但是当下所形成的团结在未来可能仍旧会发生代际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