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王纪》又名《王书》,是与印度史诗和希腊史诗并列的世界文学巨著。它产生于10—11世纪之交的中古伊朗,内容涉及古代伊朗四代王朝50个国王的盛衰兴亡与一代代英雄的前仆后继,《列王纪》纵横捭阖,卷帙浩繁,享有古代伊朗百科全书的美誉。《玛纳斯》是我国新疆柯尔克孜民族伟大的英雄史诗,它形成于13到16世纪,歌颂了英雄玛纳斯和他的子孙后代率领柯尔克孜人民抵抗外来侵略者的英雄事迹。这两部史诗从叙事结构与叙事模式上看,存在传播与影响的可能性和实证。本文旨在以叙事视域为关照,主要从两部史诗的叙事结构与叙事模式入手,在比较研究方法的指导下,阐释二者的同质文化诉求,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影响关系并探讨其成因。本文以此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此篇论文的选题缘由,史学渊源以及研究方法。当我们回首过去发现,前人们总是站在单一的文化或文学的视角上去研究史诗,很少有大胆的比较、类比的尝试。仅有的几篇史诗比较的著作也只是把中国史诗与希腊史诗做一简单比较,或者只做中国三大史诗之间的互相比较,而把波斯民族的史诗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做比较是一个空白,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却是文学发展中的一种真实情况；在国内,对两部作品的研究队伍在随着各种理论与流派的日趋成熟和完善而日渐庞大,他们超越民族、文化与时空的隔阂,用自己的理论成果来阐释和研究史诗,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去论证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在国际上,《列王纪》先后被翻译为英、法、德、俄、中等40多种国家语言；研究方法上,本文以比较文学的方法为主,辅之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和社会历史的方法。第二部分在分述两部史诗的基础上,从地理位置与历史渊源两方面阐述了它们各自的发生与相互交流。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元朝的版图已经扩展到了华夏周边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更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各国之间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新疆地区《玛纳斯》流传分布图看,新疆地区《玛纳斯》的流传全部都在西部与外国领土接壤的交界处,比如北疆的塔城、伊宁、特克斯、昭苏,南疆的阿克苏、阿合奇、阿图什、乌恰、阿克陶、莎车、塔什库尔干。这也就更能说明了它们之间或多或少发生过影响。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列王纪》产生于公元10到11世纪之初,而《玛纳斯》产生在稍晚于它的13至16世纪。从我国传统文学体裁上看,中国主体民族在历史上缺少叙事诗或者史诗,而在波斯文学史上,史诗也只有《列王纪》及其他散文体和诗歌体著作。第三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从叙事结构入手,探讨了两部史诗在结构上的同质文化诉求与成因。史诗《玛纳斯》与《列王纪》在结构上有着共同的特征,是以行为为结构中心；二是史诗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既独立、又统一的结构关系；三是内部结构上,两部史诗同时具有浓郁的悲剧意识。究其原因,此种外部结构的描写可以追溯到中亚时的《突厥语大词典》。史诗中的悲剧英雄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内部结构上共同的悲剧意识作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两个民族在历史上的遭遇。在外族的不断侵扰下,这些伟大的英雄人物均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这种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第四部分同样是文章的重点部分,从叙事模式上进行两部史诗同质文化的探究。两部史诗共同的叙事模式包括英雄怪异诞生模式,亲属背叛模式。在原始神灵信仰中,人与动物形体结合的怪异儿形象具有浓厚的民俗文化根基。怪异儿故事首先体现了百姓对生命追寻的强烈愿望。怪异儿故事往往以久婚不育的夫妇祈子作为开头,这为故事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其次,怪异儿故事寄予了百姓对人们美好品德的呼唤,他异于常人的外形,优于常人的思想品格,是百姓追求理想人格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以地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部落、部族兴起,部落联盟逐渐发展壮大。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慢慢的土崩瓦解。家族成员、亲友之间的这种冲突,都是利益的驱使所致。亲属背叛母题、惩治亲属背叛母题,正是氏族解体,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兴起的社会现实在史诗中的反映。第五部分为本论文的结论部分,说明两部史诗叙事结构上遵循共同的口头程式理论,史诗基本形态形成以后,只要没有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没有变成书面化史诗,它就是一部活形态的史诗,在民间流传。只要有流传,就会有发展。《列王纪》问世后,波斯历代王朝宫廷和大户人家都有《列王纪》的朗诵人,城乡节日集会或茶馆酒肆都能看到朗读这部史诗的情景,朗诵《列王纪》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和艺术。史诗《玛纳斯》形成后也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经过历代民间艺人不断加工,日臻完善。两部史诗都与各自民族的遭遇有关,菲尔多西在写作《列王纪》的时候,正值阿拉伯人统治波斯时期,在阿拉伯入侵波斯之后,波斯全国上上下下都对外族侵略者强烈不满。史诗《玛纳斯》中浓郁的悲剧意识也来自于本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破害,即使现代的柯尔克孜民族中,也用反抗诗歌来揭露剥削阶级造成的种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