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向城市迁移是现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趋势。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我国农民向城市迁移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民转变为农民工；第二个阶段是农民工向市民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2013年我国人均GDP(按照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6.1932计算)达到6767美元。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城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17.92%,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37%。但我国真实城镇化水平并没有表面数据显示的那么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市民化程度并不高导致的,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农民工,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却并没有真正的市民身份并且还是扎根在农村。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94万人,占乡村人口总数的42.72%,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占总农民工人数的61.76%。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亟需得到很好的安置和解决。并且众多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近40年之内最大的变化,就是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所带来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研究的就是农民工市民化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对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可以从经济学角度,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两个角度有所不同。长期以来,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倾向：一是倾向于农民市民化路径研究,即农民的城镇迁移；二是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研究：三是农民市民化成本分析。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阐述研究背景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综述；第二部分(第二章)进行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阐述(二元结构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及有限理性决策理论)；第三部分(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三个方面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选择的因素做了分析研究,系统性的分析被调查的农民工的个性特征,这部分利用调研数据进行统计性分析和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第三章),二是制度及政策方面的统计学分析(第四章),三是基于农民工个体市民化的成本——收益计量分析(第五章)；第四部分(第六章)对本文中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并且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对策及制度改革措施。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农民工市民化的整体意愿不高,但个体差异明显。其中女性及青年人群的市民化意愿相对较高。2.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两大类：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主要指农民工市民化前后的成本——收益等,非经济因素主要是农民工个体特征因素(性别、所处的年龄阶段、受教育程度及年收入水平)、制度因素等。3.从实证来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支出从短期来看主要体现在子女教育支出及住房支出,从长期来看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险支出。4.农民工与政府在市民化问题的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农民工选择市民化则必然接受政府的对价要求；在演化博弈的条件下,不断重复的动态博弈将导致政府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对价支付,即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将在其市民化过程中得到补偿(来自政府的直接经济补偿或者间接的福利性补偿),但城市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门槛存在的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