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会作为中共在1946-1949期间执行土改政策的主要机关之一，推动了土改政策的执行和中共权力向农村的渗透，也为中共夺取和建设政权打下了基础。从研究现状的梳理来看，当前学界对1946-1949期间土地改革中农会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需要综合多种史料加大对这一阶段农会的研究。本文采用文献法，查阅相关档案，并参考其他文献资料，以求最大限度还原那段暴风骤雨般的历史。本文在内容上，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土改运动之前的农会沿革进行简单梳理。清末民初农会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从最早的农会组织——上海农学会，到清末民初官方主办的各级农会组织，农会在仁人志士的呼吁和努力下，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但清末民初的农会，其成员大多是士绅阶层，加之政局动荡，并未将底层农民发动起来，发挥应有的作用。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真正实现了农民动员，“一切权力归农会”，打倒土豪劣绅，但农民协会的某些过激做法和共产党迅速扩张的影响力引起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不满，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大规模清党，农民协会也遭到严厉整肃。1928年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开始重建农会，使其服务于政权建设，但出于对中共领导贫农暴动的忌惮，此时重建的农会已经褪去了革命色彩，国民党更多地赋予了其经济发展职能；与此同时，共产党在苏区内也建立了农会组织，甚至贫农团，开展土地革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农会的建设更多地停留在文本层面，并无多少实际内容，而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则广泛建立农救会，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第二、三、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内容。抗战胜利后，农会在解放区陆续建立起来，一部分是由抗战时期的农救会演变而来，一部分是在反奸清算斗争中成立。解放区农会在斗争中成立，在斗争发展壮大，但由于阶级意识、农民自私自利心态等影响，农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关门主义、果实分配不均等问题，各地不同程度地对农会进行了调整和整顿。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后，贫农团在解放区普遍建立起来，贫农团成为执行土地法大纲的主要依靠力量，但随着而来的是严重的“左”倾错误，贫农团的负面作用凸显出来，中共中央发现问题后迅速开始纠偏，不再突出强调贫农团的作用，而是要求建立联合中农的组织——新农会，到了1949年，随着土改的结束，老区农会组织陆续停止了活动。在解放区土改中，农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组织土改、参与整党、参军拥军、互帮互助、移风易俗、发展生产等，一度具有乡村政权的性质，其他群众组织一度都附属于农会，由农会来领导。土改与农会，土改离不开农会，透过农会可以观察土改中的人和事，还原历史的曲折和复杂。土改是一场革命，这场疾风骤雨的革命革的不仅是地主的“看得见的权力”，还有更重要的“看不见的权力”——几千年来在农民心中形成的服从地主统治的固定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