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与格变换是指双宾构式和与格构式这两个语义基本相同的构式之间可以相互变换的现象。前人从投射、构式和信息路径对英语与格变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投射路径将双及物动词划分为变换类和非变换类,但是将动词看作影响与格变换的唯一因素有失偏颇,有简化主义之嫌(Hu,2011,p.35)。构式路径反对构式间的变换关系,对双宾构式和与格构式的语义作了细致的区分,然而语言实际使用中两种双及物构式的语义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重合的(Bresnan et al.,2007,p.75)。构式变体模型针对构式变换关系提出了新观点,认为双及物构式是处于双宾构式和与格构式上层的超级范畴。作为双及物构式的变体,双宾构式和与格构式继承相同的语义表征,是双及物构式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实现形式。信息路径与最近发展的构式变体模型有很好的融合性,认为接受者和客体两个论元的语义语篇等信息特征制约着与格变换(Perek,2015,pp.154-158)。由于信息路径具有多因素解释的优越性及对变换关系的包容性,因此,信息路径成为国外英语与格变换一语习得机制的研究的主要框架。相比之下,英语与格变换的二语习得机制研究远远滞后于一语习得研究。国内对英语与格变换的二语习得研究多以投射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动词影响而忽略名词性论元的作用。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基于构式变体模型和信息路径,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双及物动词为变换类的情况下,选择具体双及物构式变体时所遵循的机制。变换类动词适用于两种构式变体,其动词对构式变体选择的影响受到了控制。因此,系统研究接受者和客体对双及物变体选择的影响,有利于发现低水平学习者输入与输出中的平行对应关系、不同二语水平学习者间的差异以及高水平学习者与本族语者间的差异。本研究假设:1)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与格变换的习得受经验驱动;2)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中国学习者对英语与格变换的习得水平也随之提高;3)母语负迁移阻碍高水平中国学习者对英语与格变换的习得,因而难以达到本族语者水平。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具体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低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是否对其输入中呈现的多种线索(即接受者和客体的语义语篇等信息特征)敏感?如果是,那么输入与输出中对双及物构式变体的选择发挥预测作用的线索,在类别和影响强度上是否存在平行对应关系?2)中国英语学习者敏感的线索类别是否随二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习得早的线索对双及物构式选择的影响强度是否大于习得晚的线索?3)高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与格变换的习得程度与本族语者相比是否有差异?母语迁移是否影响线索的突显程度?本文选取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LEC)中的高中st2和英语专业三四年级st6两个部分的语料,分别作为低水平和高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输出的数据来源。低水平学习者英语输入部分的数据来源为团队自建的教材语料库。本族语者输出部分的数据收集自英语国家语料库(BNC-BYU)。以八个高频变换类动词(i.e.give,show,send,bring,tell,offer,teach,sell)为关键词检索,从以上四个语料库中各提取150个与格构式和150个双宾构式,对其接受者和客体的六种语义语篇等信息特征(定指性、代词性、可及性、生命度、具体性和长度)进行分析标记。运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对标记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同时测量六种特征对双及物构式变体选择的共同作用力和相对作用力。研究发现:1)低水平和高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及本族语者都将生命度视为对双及物构式变体选择影响最大的特征。定指性、代词性和可及性在四组数据中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不同论元相同特征间(如接受者的生命度vs.客体的生命度)以及同一论元相同特征的不同取值间(如有生命的接受者vs.无生命的接受者)在影响力上存在不平衡现象。2)低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输入与输出中存在广泛且精细的平行对应关系,验证了基于用法理论的二语习得观——经验驱动。低水平学习者的输出中各项语义语篇特征对双及物构式变体选择的影响力大小与输入基本一致,并且基本复制了输入中对各特征相对作用力的赋值。输入与输出间的平行对应体现在了更微观的层面,同一论元相同特征的不同取值水平上存在的影响力强度差异以及接受者和客体的中立长度值,在输入与输出中也保持了高度一致。此外,低水平学习者还对输入中出现在双及物构式论元槽孔中的具体词项的频率敏感,并将这种频率分布特征复制到其输出中,如双宾构式的接受者论元槽孔中me在输入与输出中都为最高频词项。3)不同二语水平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与格变换的习得程度间存在基于用法的连续性。高水平学习者与低水平学习者在两个方面保持一致:首先,他们对五个共同敏感的特征的影响力强弱的排序相同;其次,他们对同一论元相同特征的不同取值的影响力强度间以及不同论元的相同特征的影响力强度间存在的不平衡有相同的感知。同时,高水平学习者较低水平学习者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更倾向使用定语或名词性从句来表达复杂的接受者或客体概念,构式整体表达的所有物转移的概念,也从具体实物在生命体间的转移,扩展到抽象概念在生命体或无生命体间的转移。4)语义语篇等信息特征的影响力强度与习得顺序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早先习得的特征的影响力不一定强于晚习得的特征。新特征被习得后,与早先习得的特征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压制,导致现已习得的特征的影响强度被重新权衡和分配,即已习得的特征的影响力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5)高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敏感的特征类别与本族语者相似,但是对各特征影响力强度的感知和分配与本族语者有显著差异。本族语者数据显示,较作为句法特征的定指性而言,作为语用特征的可及性更具影响力;而高水平学者的数据则恰好相反。虽然汉英在有定/无定这一对范畴的具体实现形式以及范畴化程度上都有显著差异,但英语中定指性范畴的边界清晰、区分度高,因而较易为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当与纯粹的句法特征定指性共同出现时,可及性作为更复杂的句法语用接口受到的关注被削弱甚至阻断。这种注意的阻断具有稳定的延时性,因此高水平学习者只对接受者的可及性敏感,且对接受者可及性分配的影响力强度较弱。以上发现有三个方面的理论启示。首先,语法规则如尾重、旧信息先行等,反映的是某一表达的可能性,语法在说话者头脑中的表征本质是模糊的、概率性的,而非绝对性限制。其次,构式变体模型在本文得到进一步验证,接受者和客体的语义语篇等信息特征为双及物构式变体的选择提供了微语境信息,因而与格构式和双宾构式是双及物构式在具体语境下的特定实现形式。最后,输入与输出间存在的广泛而精细的平行对应,反映了二语习得受经验驱动的动态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