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体裁丰富多样,其中小说成就最大,为他赢得了包括“国家图书奖”,“福克纳笔会小说奖”,“耶路撒冷奖”,“索尔·贝娄笔会奖”在内的多项重量级文学大奖。本文以德里罗的长篇小说《地下世界》和《坠落的人》为研究文本,选取了其中六位具有代表性、相互关联的艺术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分析文本内和文本间的艺术家形象,结合新历史主义理论中关于文学文本和历史的理论,揭示艺术家在重大历史时期的社会伦理重塑的担当,分析他们通过艺术表现形式体现出来的抵抗力量,重点集中在政治、艺术、历史、文本的相互联系;同时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探讨德里罗笔下美国不同时期的艺术家艺术创作行为背后的伦理选择。《地下世界》和《坠落的人》这两部小说所提供的文本之间、文本和文本对应的历史之间以及来自这两部小说的六位艺术家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克拉拉在沙漠里的艺术创作就是将政治艺术化,伊斯梅尔的涂鸦艺术创作就是将艺术政治化;同时,艺术家在文本内的创作取材于文本外的真实历史事件,比如美苏之间的冷战和灾难性的“9/11”恐怖袭击,这充分体现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艺术家们通过各自的伦理选择,矢志不渝地追求艺术家的伦理身份,不遗余力地批判不公的生活和伦理坠落的美国社会,敢于挑战美国官方媒体对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描述,这就是艺术家的抵抗。唐·德里罗历史题材小说中的艺术家的抵抗与文本外他作为一名小说家进行的自觉抵抗是一致的。他通过创作具有抵抗意识的艺术家,指出美国政府的欺骗性和冷漠性,勇于剖析美国社会的病态伦理,为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敲响了道德警钟;同时用“和平”一词结束长达800多页的《地下世界》,独词成段,力透纸背,发人深省,体现了文本内和文本外的文学教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