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门文人群体中,“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向为人们所熟知,然对于“苏门后四学士”,学界似乎极少提及,更遑论对此文学群体进行专门研究。南宋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记载:“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荣武子,时号‘后四学士’。明略有《竹林集》,文叔有《济北集》,膺仲、武子文集未之见也。”（1）四人有“苏门后四学士”之名,但长期为历史尘埃所掩埋,几近消失于文学研究视野之中,唯其如此,更需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考究。因“后四学士”中李禧、董荣二人未见其文集记载,二人亦不曾见于现存史传,因此本文拟以廖正一、李格非二人为研究重点,以期通过廖、李二人窥探“后四学士”这一文学群体的具体面貌。本文以“苏门后四学士”为研究对象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后四学士”生平、著述的考证。生平考着重对廖正一、李格非二人的生卒、里籍、姻亲等情况进行考证,也尝试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对名不见经传的李禧、董荣二人进行简单考证,竭力呈现二人面貌;著述考证中李禧、董荣二人的文集未见记载,廖正一、李格非二人的文集内容虽亡佚不传,但历朝文献书目对二人文集多有记载,从中可考证廖正一、李格非二人的文集名称和卷数。李格非存世名作《洛阳名园记》学术价值巨大,从历朝文献记载情况、版刻流传、版本馆藏情况进行考证,发现明刻本系统中的说郛本和津逮秘书本刊刻收录《洛阳名园记》时作者皆误题为苏门六君子中的“李廌”,后世如以此两个版本为底本进行刊刻而不加校正,必定也会保留《洛阳名园记》作者误题为“李廌”的文献错误。“后四学士”虽文集亡佚,但皆有作品存世,廖正一、李格非二人也可考证出众多亡佚作品。第二部分为对“后四学士”名号的确立进行考证,并与“苏门四学士”进行苏门地位的横向比较。此文学群体既有“苏门后四学士”之称,显然与苏轼及“苏门四学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在文学上,其次在政治上趋于一致,即应满足文学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条件:文学上,文章受苏轼赏识拜入苏门,和苏轼及其他苏门中人多有交游唱和;政治上,经苏轼提携入馆阁任职得“学士”之称,在党争旋涡中和苏轼共同进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后四学士”既为苏门弟子,且与“苏门四学士”名号相近,亦可从文学和政治两方面对两文学群体进行横向的比较:文学上,“苏门四学士”先于“后四学士”拜入苏门,接受苏轼更多文学熏陶,在苏轼眼中,“苏门四学士”的文学成就也略高于“后四学士”;政治上,“苏门四学士”经苏轼提携先于“后四学士”入馆阁任职得“学士”之称,且在北宋党争中,“苏门四学士”仕途和苏轼的联系相较于“后四学士”而言也更加紧密,“后四学士”的苏门地位应排于“苏门四学士”之后。第三部分为对“后四学士”的文学思想进行探究,着重对李格非的文道观和为文以“诚”、为文以“横”的文学创作论进行探究。李格非受苏轼影响表明对经世理政之学和文学创作中“文以明道”思想的深切认同,以及对文章创作不事雕琢的推崇,主张“有为而作”,“诚”、“横”的文学创作主张更是在北宋年间就对江西诗派进行了一针见血般的批判。从李格非文学思想的探究窥知“后四学士”这一文学群体应秉持“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反对文学创作中的繁缛雕饰,主张作家应从现实生活之中生发情感,文学创作中加之以“横绝天下”的文章气势,追求文学创作的不断精进。第四部分为对“后四学士”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后四学士”深受苏轼诗文革新影响,文章创作彰显其儒家正统思想,并内含思辨的理趣,文章语言多简洁典雅,崇尚如战国散文般汪洋恣肆的纵横文风。诗歌风格各异但多言之有物,主张“以文为诗”,用典、道教语禅语入诗、借代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诗歌语言典雅自然,诗中典故的运用和多样化的修辞也使得诗歌更好发挥“诗言志”功能。词多缘情而写景,情景交融,从中可领略元祐文人的风雅,四六文的创作也体现了众人对文学创作精研勤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