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兴盛于汉代儒学独尊、经学勃兴、统治者积极制礼作乐的时代背景之下，并成为代表有汉一代风貌的文体。因此，汉赋与汉代礼仪制度有着一定的关系。本文共分四章，探讨此问题，现将其主要观点分章简述如下：第一章介绍汉代礼制建设与经学发展的的状况，并通过文献的分析和文本的解读，探明大多赋家具有儒家的学养和在汉廷中担任礼官的职务这一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探讨汉代礼仪制度对汉赋内容、题材及风格方面的影响；而反过来，由于汉代赋家被“俳优畜之”的尴尬处境、献赋制度带来的创作心理变化以及汉代诗学观的影响，赋家在赋作中往往寄寓了对帝王不合礼制的行为的讽谕，希望能够补察时政，因而，赋作对汉代礼制的实践又有着强化的作用。第二章和第三章以汉代天地祭礼为例，具体分析第一章关于汉赋与汉代礼仪制度关系的探讨。之所以选择天地祭礼作为切入点，《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作为吉礼的一种，天地祭礼被视作天子的专利，因此，天地祭礼是古代最受重视的一项礼仪。且汉代数次礼仪变革，天地祭礼首当其冲地做了相应的调整：汉初承袭秦礼而来的“雍五畤”之祭，汉武帝兼采重说并加以改作而成的“泰一畤”之祭，汉成帝时关于南北郊之祭的争议，王莽根据《周礼》而对天地之祭进行的复古以及东汉光武帝和明帝对天地祭礼的定型，因此，两汉的天地祭礼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且汉赋中对汉代天地祭礼进行了大篇幅的展现或以专门的赋作进行讨论。第二章中分析了司马相如等赋家对武帝封禅大典的讨论，以及扬雄在《甘泉》、《河东》二赋中对于汉成帝朝天地祭礼争论的探讨。第三章分析东汉天地之祭与其时的汉赋创作情况，通过文献分析可知，东汉时天地祭祀已倾向于形式化，而其宗教内涵开始遗失，反映在赋作中，班固、张衡及邓耽等人的赋作关于天地之祭的描写已不似西汉时的奇谲夸诞，而变得典雅征实，将天地祭礼作为宣扬帝王功业与王朝教化的一种方式。第四章则讨论汉赋与汉代其他礼制的关系，除天地祭礼外，汉赋中所见汉代礼仪还有校猎、三雍、朝贺、飨宴、巡狩等，而汉赋并不是简单地对这些礼制进行描述与记载，这些内容对汉赋铺排、繁缛、夸饰的特点的形成与彰显亦有着重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