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文化视角下张爱玲个人诗学对翻译的影响——《金锁记》、《怨女》及译本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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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一朵奇葩,张爱玲(1920-1995)以其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并不断在两岸三地甚至海外引发“张爱玲热”。事实上,深受中西方文化双重影响的张爱玲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双语作家兼翻译家。数年来,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她不断向海外输送优秀英文作品及文学译作。然而,国内张爱玲研究大都局限于其文学造诣,对她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在翻译领域的卓越成就关注较少。辗转于中西文化之间,穿梭于古典、现代之中,兼顾创作、翻译、改写多重身份的张爱玲,将其巅峰之作《金锁记》先后翻译、改写成Pink Tears(《粉泪》)、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怨女》和The Golden Cangue。这一现象值得中外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以往的研究重心主要是《金锁记》与《怨女》的创作动机、文学价值和文本相似性等方面,对英文版本The Rouge of the North和The Golden Cangue的对比研究以及四部作品的独特翻译视角等缺乏关照。   早在二十世纪中叶,西方翻译研究就开始了文化转向,如操控派代表人物安德鲁·勒菲弗尔在其改写理论中探讨了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诚如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在著作中所提倡的,少数译者会采取抵抗式翻译策略,但多数译者为赢得读者会操纵译本使其符合目的语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传统及赞助人要求。国内有关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方面,鲜有人涉及诗学,尤其是译者个人诗学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援引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本论文试将张爱玲的四部作品《金锁记》、《怨女》、The Rouge of the North和The Golden Cangue置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中,从文化、翻译、诗学三大视角来分析四部作品中文化传输的具体翻译、改写策略,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张爱玲个人诗学观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进而解构作品错综复杂的文本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一、张爱玲的创作理念、翻译原则、审美标准以及文化意识构成了其跨文化背景下的个人诗学之内核;二、《金锁记》等四部作品在诗学上紧密关联;三、张爱玲的个人诗学操控其翻译和改写策略的选择;四、张爱玲翻译作品多采取异化手段,但非韦努蒂氏的解构与颠覆;五、对原作忠诚式的翻译与创造性的改写,赋予了原作在异域文化中的二次生命;六、张爱玲的翻译和改写行为不仅传承了原语文化,也丰富和发展了目的语文化。论文不仅论证了勒菲弗尔的理论,同时也拓宽了张爱玲翻译研究视域,从而多维度地、深层次地挖掘出张爱玲译作在传输中国文化上之路上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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