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非农建设对土地需求量持续增加。旧城扩容与新城建设不断冲击着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伴随着大量土地被征收,失地农民生存问题日益显现。土地历米是农民的生存之本、保障之源。由于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较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很强,一失去土地,“农民”身份不复存在,其低廉的生活成本和生存保障也随之消失。由于缺乏可持续生计安排,46%的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下降,一些地方的失地农民面临“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创业无钱”的困境。这种状况造成被征地“农转城”人员心理失衡和对城市化的抵触,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制约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如何保证被征地“农转城”人员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这考量着政府和人民的智慧。　　 本文以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三个典型村为例,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般过程,首先对样本地被征地“农转城”人员结构进行调查统计,对比分析其征转前后收入、就业、社保等生计状况。通过广泛收集和科学吸收、借鉴现有的理论成果及相关实践经验,从经济基础、生活水平、发展条件及生存环境四个维度制定被征地“农转城”人员生计水平的评价体系和量化标准。从物质层面、心理层面识别影响其生计可持续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被征地“农转城”人员可持续生计的模式选择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对比样本区被征地“农转城”人员征地前后的生计状况,可知征地前农户家庭收入主要以打工和务农收入为主,分别占家庭总收入的72.38%和25.19%,征地斤务农收入类型消火。原为纯农户型、半工半农型“农转城”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比征地前略有降低;原为非农型农户征转前后收入水平差异不大。务农人员行业分流,零散打工和待业人员较征地前分别增长25.67%、14.37%,劳动适龄人口中仍有20%处丁待业状态,“4050”人员尤甚,不稳定就业状况突出。征转人员文教娱服需求不断提高,“农转城”生活幸福指数逐渐增强。　　 (2)对被征地“农转城”人员可持续生计分类评价,可知影响征转人员生活水平的人均住房面积、通信普及率及出行交通满意率均已达到生计可持续目标值;影响征转人员经济基础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影响生活水平的文教娱乐服务支出比重,影响发展条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社会保障覆盖率及影响生存环境的生活质量满意率、生活环境满意率均可保证其现有生活水平不降低,但无法保障长远生计可持续;然而征转人员的劳动就业率、恩格尔系数、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却是“两不保”状态,离现有生活水平目标值仍还有差距。被征地“农转城”人员可持续生计综合评价指数为84.22%,显然征转人员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3)通过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被征地“农转城”人员的可持续生计因素,可知征转人员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掌握职业技能的程度、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是否有稳定的居所及对征地补偿安置的满意度这5个变量对征转人员的可持续生计有显著影响。结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得出征转入员收入来源途径少制约了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业安置难度大制约了收入的持续增加、公共服务配套低制约了生活质量的提高、意识观念转变慢制约了其就业率的提高。　　 (4)针对样本区域被征地“农转城”人员的政策诉求,设计征转人员可持续生计模式为以下四种:一是对老龄征地农转城人员提供以“资产积累”为主的安置方式;二是对劳动适龄人口提供以提高“劳动就业”能力为主的安置方式;三是对种养大户提供以“异地创业安置”为主的安置方式;四是对所有征地农转城人员提供不同层次的“社会保障”安置。具体到研究区域的政策建议为改革住房安置政策,提高财产性收入;进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提高资产积累能力;制定激励政策,鼓励积极创业;健全就业促进与服务体系,大力促进就业;适度调整社保政策,减缓后顾之忧;加大文教服务力度,增强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