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折射出理论话语的滞后。本质地说来,这种滞后一方面源于日益实证化的经济学对经济社会奇迹背后之哲学智识支持的忽视,另一方面也源于哲学对直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经济实践探索和经济思想创新的高度关注。纵览西方经济学思想史,哲学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联不是什么秘辛。在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就被视为伦理学的组成部分,与哲学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基于唯物史观并具有唯物史观高度的政治经济学,而唯物史观是服务于政治经济学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获得生命活力的唯物史观,甚至于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视为同一理论整体的两个维度。这一理论整体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一个极具科学性和现实性的学科范畴。在此范畴下,人们可以借助于哲学的智识支援,把握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样,人们亦可在鲜活的经济活动中,为哲学自我发展提供丰富的质料;在此范畴下,人类社会本身的整体性才得以获得完整的理论表达。人类社会本身是作为一个完整机体直接呈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也不是分学科发生的。只有立足于“经济—哲学”的整体性视角,才能完整诠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如此,探寻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奇迹之谜,就理所当然地要从解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入手了。这一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回到作为经济哲学研究典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那里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思想传统中,虽然直接地看来它似乎仅仅是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内在性关联和整体性呈现,但是由于它本质性地以共产主义为灵魂归宿,并密切关联着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重维度,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就可以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理论特质和思想传统,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整块钢铁”与“艺术的整体”。作为如此这般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乃是一种具有总体性的研究范式,具有无可置疑的当代性意义。它不仅为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了范式典范,使作为“结构性交叉”的经济哲学研究更具合法性,而且也契合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到生态实践的现实,是解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哲学底蕴,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哲学思想中的创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具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四重理论维度,其原初思想逻辑就是在四重理论维度的相互交织中展开的,旨在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大理论叙事,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科学论证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和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必然性。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原初逻辑及其总体性范式,我们也从四个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维度,即从经济哲学本体论、经济哲学认识论、经济哲学方法论、经济哲学价值论,来尝试性地解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创新话语。在经济本体论维度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哲学意蕴聚焦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判定。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大尺度理论视野中,追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历史方位、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关联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这是典型的经济哲学本体论课题。就历史方位而言,通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历史标定,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提供了精准的方位坐标系;就中国经济现代性而言,必须立足于当下中国的发展实际,在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把实现经济体系现代化作为经济实践重点,并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实现经济现代性、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关联,它们共同指向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重任。历史方位、经济现代性、时代任务的三大哲学判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本体论维度。经济哲学本体论维度的澄明关联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论创新。当我们从经济哲学本体论维度来理解历史方位、经济现代性与基本经济制度、时代任务与中国道路时,它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在经济哲学认识论之维正在重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及其现实规律,正在日益深入地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进程,正在实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认识论创新。在对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哲学判定中,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时代转变,将创新驱动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对经济发展理念的哲学审视中,一方面牢牢把握住经济发展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发展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与关键,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发展理念的时代创新,把“五大发展理念”视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在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哲学反思中,突破了“经济”单维发展的狭隘认识,从“经济-社会”的总体性高度规制新时代发展的总格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在对经济发展新制度的哲学思考中,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推进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创新;在生产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创新;在经济手段与经济制度的辩证关系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总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特殊性及其现实规律的再认识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获得了新的理论表达形式,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近出场。对经济动力机制、经济发展理念、“经济-社会”发展总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哲学审视与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认识论维度。经济认识论的创新同时意味着经济方法论上的突破。经济方法论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科学的方法能够帮助人们正确把握经济活动的规律,科学指导经济实践。西方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研究经济活动方法的抽象性和狭隘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不仅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理论立场、政治立场与核心观点等方面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同时也在方法论上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彻底划清了界限。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方法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普遍性的指导原则。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基本方法,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本体论和经济认识论上的一系列伟大创新,形成了适合中国经济建设并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经济哲学方法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方法论包括经济思维、经济工作一般方法与经济建设的具体策略,是一个日趋成熟的经济方法论体系。就经济思维方法而言,包括了辩证思维与历史思维、系统思维与战略思维、创新思维与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与短板思维等思维方法;就经济工作方法而言,包括坚持实事求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重视调查研究,坚持抓铁有痕、坚持全面协调,坚持稳中求进、做到六稳六保,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统筹协调;就经济建设的具体策略而言,主要包括处理好“一个改变”和“两个没有变”的关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总布局,以发展实体经济为根基、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四化同步”与“区域协调”,坚持“两个增长”与“两个同步”相统一、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等,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等。与西方经济学所宣称的价值无涉抑或价值中立不同的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自始自终都秉持无产阶级立场。同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本质地说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属性是科学的人民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经济发展的价值出发点,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经济发展的价值追求,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经济发展的价值指向,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价值路径,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价值落脚点。同时,赓续伟大建党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责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塑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担当,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深远的世界意义。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哲学意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思想整体,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四个理论维度只是一个试图呈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哲学高度上所达成的系列性创新的解释视角或框架,而且各部分所包含的基本内涵是相互交织和不可分割的,因而对它们的划分与归类只能是相对的。在这里,我们只能尝试着提供一个宏观上的理论掠影,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哲学上的丰富内涵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拓展。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经济哲学意蕴的研究,有助于探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之谜,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在这个理论尝试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也为自身的理论创新找到了最为坚固、最为丰富、最为现实的质料素材和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