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发展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发展，不仅改变着农业的生产方式、农村的经营方式、农民的生活方式，还改善着政府对农村的管理方式与技术服务方式。由于我国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加之农村信息化配套设施落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等因素导致我国农村信息化水平整体偏低，也意味着我国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中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认识到要弥补这一差距，就需要借助政府主导的一系列工程来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　　本研究以农村信息化工程的实施为案例，以社会学理论中结构与行动的建构关系研究为起点，以技术建构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依据探寻农村信息化行动的过程。通过描述农村信息化工程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村级组织的实施全过程，重点分析农村信息化工程实施过程的行动逻辑和结构力量，展示政策目标转化为行动的微观过程及结构型态，从而解答政策运作的机理，说明技术——权力机制的社会学特征，反思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在乡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　　本文分析研究了农村信息化行动结构的外在性和农村信息化行动建构的正式网络。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使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因城乡数字鸿沟的不断扩大而日益加剧，而能弥合这一差距的有效工具就是信息技术，它是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与先导，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提出要建设农村信息化的政策目标，信息化行动由此进入政治议程。农村信息化政策是中央政府依据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国情制定的，它涉及农村信息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和中长期规划。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的情况，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方案，形成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农村信息化发展战略体系。可以看出，农村信息化政策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建构了一个正式网络，但它于农民而言只是一种外部主体。　　本研究发现，在农村信息化工程的行动者网络中还存在着农村信息化行动的非正式网络。信息化对于传统的农村社会而言是“舶来品”，围绕着国家从上而下推出的一系列农村信息化工程构建的农村信息化行动网络就伴生出一个具有较强异质性的非正式网络，表现为参与农村信息化工程的不同主体本身就是异质的，政府、企业、农民等就是不同的行动者;各层级的政府部门、利益诉求相异的企业组织、农村居民出于各自的目的体现出不同的实践行为。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虑执行着上级部门的政策，企业等市场主体出于利益的需要实施着政府倡导的工程，社会参与者出于权利的想法诠释着自己的行动。上述主体作为农村信息化网络之中的行动者一方面执行着正式网络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受各自的意图影响表现出消极、反对、怠工等各种非正式网络行动。　　在建构正式网络的过程中，任何行动者都会按照自己的旨趣构建一个与之相同、相近或相反的网络，它组成了与正式网络相对的非正式网络。这种非正式网络会修正或削弱正式网络的功能，修正或削弱的过程就意味着对正式网络的反身建构。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农村信息化行动网络，中央政府的本意在于通过自上而下的农村信息化工程的推动，引导基层政府对农村信息化的关注，促进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但在工程启动过程中，基层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参与者并非完全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行事，在其行动中出现的敷衍、消极抵制以及无声的对抗等行为即是对农村信息化行动网络的反身建构。　　本研究认为农村信息化工程的实施，理论上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由于非正式网络的存在使得以政府为核心建构的正式网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它导致中央政府的意图不能被各行动者完全认可，政策目标也就不能完全实现。国家主导的各项政策、工程都存在一种技术与权力相互建构的正式网络，同时正式网络之中隐含着由各行动者组成的非正式网络，这种非正式网络是对正式网络的反身建构，削弱或修正着正式网络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