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种集束见解形式出现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在中国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张京媛发表于《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的文章“彼与此”，对萨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作了比较细致的介绍；到陆建德在《环球时报》(京)2003年2月7日第19版为萨义德的新书《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写作书评：“知识分子为弱者说话——萨义德呼吁知识分子要代表受迫害者的权利”。中间的13年时间，是后殖民批评理论翻译引进、争论思考最热烈的13年。学术书籍、杂志以及国内平面媒体一起，形成一种人人争说后殖民的局面。 从这些广泛的评说中沉淀下来，除了对一种新式西方话语的理论回应外，需要我们对其理论意义进行深度的思考和定位。我们发现，当人们的理性思维习惯性地从20世纪一系列闪光的思想中穿行过来，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似乎就在那串珠链的尽头。这一系列思想对人类如何为现在的人类从各个角度提供了多种思考。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重大理论意义就在于，她跳出了同质文化内部的互动研究而将视野扩展到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对这样关系的研究中深刻地把握了几百年来发生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之间的另类脉络——某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霸权(或暴虐或温柔，但总之是霸权)实施细则和机制，为我们认识人之为人、文化之为现在的文化、世界之为现在的世界打开了从目前来看非常独到和有说服力的窗口。作为批评界的世界名人，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其《东方学》(Orientalism)中，从殖民主义对世界人民(既包括殖民地人民也包括殖民者自己)的精神刻痕的揭示和抨击入手，全面检讨人类精神的受压抑状态，试图在对殖民主义全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面的批判中祛除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于人性中的一切毒瘴，淤积在人类文化内核、文化本真中的一切非自由状态的诱因，在解构掉殖民主义以及殖民主义之外的的人类多重压抑状况的前提下，为:20世纪以后的人类文化发展提供某种新的起点:一种新的建构。 从现实意义来看。诚如罗钢和刘象愚在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一书“前言”中所说，“尽管后殖民主义仍然属于西方思想界内部的一种派别，但与我们过去接触的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却有一点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它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关系，是超越西方的，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假如说我们对前一时期西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争论还能采取一种较为超然的隔岸观火的态度，那么，今天后殖民主义所讨论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曾经在历史上遭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占领，有着屈辱的半殖民地经验的民族来说，却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是不能袖手旁观的”。 理论上解构和建构、现实中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打造了后殖民批评理论的重要地位。中国与“后殖民”理论并非“拉郎配”。中国不仅有后殖民现象，而且有后殖民批评，最主要的，有中国自己的关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思考。但这些思考从目前来看有诸多的不足。归纳起来，中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研究中的不足有以下三点。 第一，术语混乱且各取所需—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理解还处于初级，对后殖民批评理论中涉及到的很多术语含义以及适用范围上不清晰，而且由此造成很多的误读，从而使后殖民理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受到极大的局限甚至走向反面。理论自身成了战场，理论沦为学术策略，学术话语变成政治话语，有被排挤出局危险; 第二，屋下架屋且圈内割据—后殖民理论本就是一个总成性的理论，但缺乏整和，用西方的各种理论注解后殖民，造成后殖民理论支离破碎或者枝端肥大; 第三，批评过多而乏理论建树—从内容上，对国内后殖民理论的运用主要截取其只言片语进行简单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以及文化新殖民主义的争论，众声喧哗，虚拟繁荣，造成对世纪之交的后殖民理论其浓厚的人文思想和终极意义的开掘欠缺:缺乏系统理论支撑的批评是苍白的和危险的，大大弱化甚至偏离了作为一种深度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针对性和终极意义.2在解构中建构一一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视点研究 简言之，东方学家的“指鹿为马”(“东方”不是东方)与“刻舟求剑”，西方后殖民理论家的“隔山打牛”(解构主义)、“指桑骂槐”与国内后殖民理论家的“缘木求鱼’，、简单化的“拿来主义”、“海市屋楼”以及“画地为牢”共同构成了当前后殖民理论研究的国内和国外现状。简言之，当前国内和国外后殖民理论的研究，都有待于深化。后殖民批评理论的研究呼唤‘混元一体’的思考，需要一种深入而系统的理论分析。基于此，笔者选取了后殖民批评理论作为研究目标，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力来从第三世界和被殖民者的角度发出中国的关于后殖民理论的声音。 但这样的发声又何其难也。在演唱艺术中，美声、通俗和民族唱法都有其独特的发声方法。也正因其独特才形成了演唱舞台的异彩纷呈。在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关注中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