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式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和战略性的创新，却少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来，北京、广州、广东等省市政府发布的关于推动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均提出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形式参股民营企业，自此国有参股股东开始逐渐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当中，也逐渐受到了有关各方的关注与重视。
　　本文以创新理论、资源基础观、制度基础观、信号机制理论、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建立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普通OLS回归模型，以2008-2017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搜集前十大股东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研究国有参股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发现，国有参股股东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方，国有参股股东对民营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大。机制检验证实，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意愿是两条主要的渠道机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国有参股股东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同，并且，国有参股股东与民企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民资、国资混合参股的股权结构能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助于澄清“国进民退”的争议，对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此，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推进银行业市场化进程，推动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融合，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创新的融资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清除民营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