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绿色信贷政策、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二元边际的相关概念,通过文献梳理的形式归纳总结了绿色信贷政策对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二元边际（企业出口规模、出口企业退出决策）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进一步的,本文探讨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理论机制。实证方面,作者以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政策文件作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具体的,本文从绿色信贷政策的“波特效应”视角分析了其对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绿色信贷政策的“遵循成本”效应视角,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污染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出口规模）的影响及作用路径;从绿色信贷政策资源配置功能的视角,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出口广延边际（退出出口市场概率）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企业退出行为视作生存问题,从企业出口存续时间的角度进行了辅助验证。从技术进步角度,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并未发挥“波特效应”,而是通过“遵从成本效应”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采用纳入企业融资约束虚拟变量的三重差分模型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对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没有中间产品进口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加工贸易企业,非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以及有中间产品进口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不具有显著影响。从贸易的集约边际角度,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遵循成本”作用的发挥降低企业要素的边际产出,抑制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纳入融资约束虚拟变量的三重差分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结论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规模较小的企业、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而对规模较大、金融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非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小。广延边际视角,绿色信贷政策提高了重污染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能够发挥“优胜劣汰”作用,加速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使幸存的高生产率企业获得更多市场份额,从而实现市场资源的重新配置。纳入融资约束虚拟变量的三重差分模型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退出概率有更高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化发展程度低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未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退出概率影响显著,而对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国有企业、非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视作“生存”问题,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污染企业出口存续时间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出口存续时间,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化水平低地区的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未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的存续时间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于金融市场化水平高地区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不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几方面内涵,1.绿色信贷政策的环境规制功能得以有效发挥,有助于我国出口贸易绿色发展。2.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功能有助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3.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激励作用未能有效发挥,抑制了污染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不利于其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协调,在今后的政策实施中,应更充分的发挥其金融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