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时期，儒生是官吏的主体，在中央官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儒生与皇权的关系，是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靖难之役、土木之变、大礼议之争、东林党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则能直接体现儒生与皇权的关系变化以及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儒生与皇权的关系关乎国家兴衰，对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靖难之役中儒生与皇权的关系，硬骨头方孝孺，面对朱棣新政权，宁死不屈，直至被诛十族终不悔，是与皇权对抗的典型代表。旷世才子解缙，却与读书种子方孝孺做出不同的选择，第一时间拜倒在朱棣的脚下，但是儒生的良知和道义，却又使他不能完全依附于朱棣。所以他与皇权的关系，是一种半依附的状态，这是另一类儒生的代表。陈瑛则完全依附于皇权的代表，他为了荣华富贵，不择手段的迎合朱棣，打杀建文遗臣，甘为皇权的鹰犬。这一时期，儒生与皇权的激烈对抗占主导。土木之变中，面临国家危亡，不同儒生作出了不同选择。有秉持“社稷为重君为轻”信念的于谦，与皇权产生了矛盾。虽以国家为重，积极部署战备，赢在对外敌的胜利，却输在与皇权斗争之中，难容身于皇权。而徐有贞在国家危亡时刻畏畏缩缩，于皇权争斗中却一马当先，残害忠良，完全依附于英宗。再者，吴与弼选择隐逸，远离皇权的纷争，寄身从容之境以明哲保身。此一时期，儒生中选择依附皇权的力量在逐渐壮大。大礼议之争中的儒生与皇权的关系，是因世宗议论其父母的尊号而引发的儒生与皇权的集体对抗。杨廷和等儒生坚持正统思想，反对世宗尊其父母，而构成了与世宗的尖锐矛盾。最终在“左顺门事件”中，以儒生的集体流血牺牲宣告结束。而张璁、贵萼等儒生，通过迎合世宗的旨意，为皇权摇旗呐喊，选择依附于皇权。王守仁虽置身于礼议之争事外，但其学说却是议礼的指导思想。王阳明思想的传播以及后来被斥为禁学，体现了与皇权的附和与冲突。这一时期，以儒生与皇权的集体对抗失败而告终，依附于皇权的势力逐渐占主导。东林党争中儒生与皇权的关系，以叶向高为代表的儒生对于皇权，只是采取劝谏、调和的态度，却无对抗行为发生，与皇权处于半依附的状态。而顾秉谦则选择追随阉党，完全丧失了儒生的道义和责任，对于东林党人士进行疯狂的镇压，是完全依附于皇权的代表。再者陈继儒，弃科举，做起了山人，对于党争概不参与，选择消极与皇权对抗。这一时期，儒生对于皇权的过失只是采取上疏劝谏的方式，再无大规模集体请愿的现象出现，儒生对皇权的集体依附。明代儒生与皇权的关系，经历了儒生与皇权的激烈对抗，逐渐转为儒生向皇权的妥协，依附于皇权。这一变化，不仅影响国家治乱兴衰，甚至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