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的宪政运动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一课题有相当大的学术意义。虽然历史研究的意义有多种,但笔者始终认为历史研究的学术意义最重要。第一、30年代的宪政运动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20世纪20年代以期的宪政运动,下启20世纪40年代的宪政运动,30年代宪政运动重要的过渡性作用就一目了然。30年代的宪政运动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要一环,对它的深入研究,可以使得近代宪政运动显得更为完整化与系统化。第二、对30年代宪政运动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一个特殊历史语境中,中国宪政运动所显示出来的特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当时中国社会采取的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适应这一根本问题的需要,宪政运动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在当时运动中看到的最流行的标语口号是：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必伐之。也就是说是,要抵御外患,必须先解决自侮；要纾解日益严峻的国难,必须要振兴整个民族；要使民族复兴,则必须以速行宪政为其政治前提。这就是3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宪政的内在逻辑。30年代的宪政运动与此前之后的宪政运动相比,呈现出自身的特征：(1)这场运动是国民党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相互作用、共同努力的结果。(2)在宪政问题上,国内各派之间并没有达成共识。即使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有关宪政的作用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3)30年代宪政运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国民党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渐次疏离。这场运动没有加强双方间的关系,反而使彼此之间不断产生厌恶之感。随着彼此间了解的加深,双方间的关系愈来愈疏远。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关系的疏离,为抗战爆发后,双方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一后果,大概是运动开始之初,谁都没有想到的结果。第三、对30年代宪政运动的研究,有助于填补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与此同时,本课题将以天津《益世报》作为研究宪政运动的平台,研究宪政运动中不同思想的论争,重点研究思想的变化而非运动本身,因此本课题的研究侧重于思想史而非政治史。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两大部分：1、国民党的宪政活动。首先是国民党从训政大纲到约法制定的转变,包括了对太原约法与训政时期约法的分析,指出太原约法在保障人民权利方面比训政时期约法更为优越。其次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国民党内部要求宪政的呼声开始高涨。国民党内的改革派要求速行宪政,而国民党主流派虽不反对实行宪政,但主张缓行,从而引发广泛的宪政之争。再次,四中全会后,由孙科主导的立法院开始了宪法起草工作,国民党的宪政活动达到高潮。2、民间宪政运动。首先,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自由派知识分子就对党国体制展开了批判。其次,九一八事变国难空前,触发了民间宪政运动的广泛发展,对国民党的批判进一步加强。再次,对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再次,围绕着宪草,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与建构方案。最后,在国难当头之际,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不赞成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和武装斗争,但主张允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主张团结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共同抗日,这为将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合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