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各国贸易、投资往来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中国国民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对外经济处于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伴随中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以及东道国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改善和提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合作逐渐加深。目前,我国正在探索与国外市场建立全新的合作模式,随着一系列专项建设和领域合作的扩大开展,不仅释放出了中国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形成的优势,也为国内电子信息技术、能源环保、海洋工程、文化教育等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与此同时,还可以增加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规模。然而,在世界经济复苏基本面总体良好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上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全球贸易、投资摩擦升级,这既抑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持续稳步增长,也给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市场新形势,中国应该结合自身产能优势,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较低与潜力较大的国家扩大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基于东道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条件选择合理精准的出口贸易和投资区位。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对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基础设施质量、关税水平、自由贸易协定、通关程序负担等因素对潜力的影响,少有学者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角度对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潜力进行分析。在贸易投资一体化逐渐加深的背景下,基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视角进行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贸易投资便利化视角,研究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具体而言,主要沿着以下思路展开:(1)分析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首先从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关系理论和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的内涵重合两方面对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的机理进行分析;然后再分别研究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潜力的作用机理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作用机理。(2)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分析。首先分析国际组织对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体系的研究成果;然后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贸易投资便利化体系;最后对各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及一级指标进行分析。(3)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中国出口贸易潜力的实证分析。通过随机前沿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投资便利化对出口贸易效率损失的影响,并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效率及潜力进行预测;再基于贸易投资便利化视角分析中国出口贸易潜力,并分别从总样本和分样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分析。(4)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实证分析。通过随机前沿投资引力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投资便利化对直接投资效率损失的影响,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效率及潜力进行预测;再基于贸易投资便利化视角分析中国直接投资潜力,并分别从总样本和分样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在2007-2016年间整体呈上升的趋势,但大部分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状态,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仍有待提升。除此之外,基础设施质量、市场准入、科学与技术水平指标在2007-2016年间均处于上升的状态,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指标均处于下降的趋势。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中,制度环境的权重最大,其次是科学与技术环境、营商环境、基础设施质量、海关环境和政治环境,而市场准入的权重最小。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在2007-2016年间的变化较小;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在2007-2016年间呈上升趋势。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质量、制度环境、科学与技术环境、海关环境和营商环境的便利性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市场准入和政治环境条件与发展中国家相似。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走势来看,“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在2007-2016年间呈上升的趋势。第二,从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来看,中国及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正向影响;东道国的人口规模促进中国的出口贸易,而中国的人口规模抑制中国的出口贸易;双边地理距离与中国的出口贸易呈负相关关系;当中国与贸易国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边界时,均有利于增加中国的出口贸易。出口贸易效率损失是阻碍出口贸易潜力实现的最主要原因,东道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效率损失呈正相关关系,通过对7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可知,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与出口贸易效率损失并未表现出稳健的相关关系;东道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市场准入和科学与技术环境指标均与中国出口贸易效率损失呈正相关关系,东道国的海关环境、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指标与中国出口贸易效率损失呈负相关关系。在2007-2016年间,中国的出口贸易效率均较低,中国的出口贸易潜力整体呈上升的趋势。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比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低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高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更大,但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增长率更快。从“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对比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相对较低,且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增长率高于非“一带一路”国家。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的出口贸易潜力存在较大的差异,由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贸易潜力相对较高;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的出口贸易潜力相对较低。因此,相较于西亚北非地区,中国更应该增加对“一带一路”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贸易。第三,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来看,中国及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双边地理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双边是否有共同语言、双边是否有共同边界以及东道国自然资源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呈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是阻碍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实现的最主要原因,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投资便利化并未表现出与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的显著性关系。对7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可知:基础设施环境、市场准入指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呈正相关关系;制度环境、海关环境、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指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呈负相关关系;科学与技术环境指标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的关系并不稳健。在2007-2016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在10年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增长率波动较大。整体来看,中国对大部分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均较低,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和中国出口贸易潜力对比分析发现,相较于出口贸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提升更为迅速。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比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及潜力存在较大的差距,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整体较低,但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更低。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实际值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仍有巨大的潜力。从“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对比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潜力更为突出。然而,中国对所选取“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潜力水平参差不齐,这直接导致了投资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其中,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潜力相对较大,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潜力相对较小。根据以上实证结果,提出了以下建议:(1)积极参与并推进东道国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协助改善东道国的海关环境和营商环境,增加对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东道国进行合理谈判,创造良好的市场准入条件。(2)深入了解东道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环境,制定合理的贸易投资规划,持续快速增加出口贸易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3)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增加信息交流,形成贸易投资合作新格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