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行都,临安的文化特质在南宋臻于成熟,文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以诗酒唱和为主要内容的生活范式。本文首先从临安文化、倡和群体变化两个角度探讨了宋元之际临安倡和活动兴衰之因。云集于临安的士人们在悠久的诗酒文会传统影响下,表现出一定的文化趋同性,这与朝廷的右文政策,共同促成了临安倡和活动的兴起。宋元之际临安倡和活动经历了兴盛、高潮、衰落的过程,宋末游士阶层形成,并成为倡和活动重要的参与者,由于朝廷对于文人言政的限制甚严,文人倡和遂侧重诗词技艺的切磋,风格趋于含蓄委婉;入元后,遗民群体的趋群化和科举的废除,导致诗歌的全面兴盛,并使临安倡和活动突破地域的限制,加入到江南遗民共同的慷慨悲歌中,倡和题旨范围扩大,并有意围绕同一主题进行倡和;随着元廷崇儒重学及江南征士等政策的实施,一些文人出于求仕或谋生的需要而选择了出仕新朝,新的游士阶层逐渐形成,遗民群体分化,聚合力减弱,倡和活动遂渐衰落。其次本文对倡和活动的社会功能、倡和诗词的文学特质和文学史意义做了进一步分析。宋元之际临安倡和活动与干谒与议政紧密联系。与唐代文人干谒相比,临安文人干谒的目的、对象、方式都呈现出新的特征,而倡和则为其重要方式之一;宋末游士借群体倡和积极干政,给朝廷施加言论压力,试图以此构筑舆论、维护公论,而这种积极干政的精神在入元后逐渐沦丧。倡和诗词的文学特质表现为:长题长序大量涌现,促进了文、诗、词的结合;倡和中的对话模式逐渐流行,并转化出对群像的塑造和集体叙述;诗韵、题旨方面的限制更趋严格。通过倡和活动,宋末文人总结了前代的诗学、词论,并付之实践,对崇江西、尚晚唐两大诗风进行反思,入元后开始标举“诗史”精神。随后本文以宋末吟社词人群体及元初围绕鲜于枢、张楧的倡和群体为重点,对其成员构成、倡和活动进行了考证和梳理。前者在词律、咏物词方面,成就卓然。而后者成员构成复杂、出处差异大、活动时间久,其群体倡和题旨由慕晋之风渐转为穷士之叹,反映出该群体遗民情结淡化、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等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对于考察元初遗民心志变化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