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文学在历经近百年的沿革与蜕变后，终于在“文革”后的新时期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在文体发展的过程中，体育文学价值取向的流变及其规律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进，道德评判的重建与发扬、人性皈依与生命救赎都构成了其在新时期流变的主要特色。体育文学注定是为时代而生的文体，它的价值取向与时代风向如影随形，由此也印证着自身独特价值取向的确立及进化。新时期对于中国任何一个领域来说都意味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在文学领域，现实主义突破禁区，人情、人性、人的解放、人的价值与人道主义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精神；文学竭力避免以往十七年间的“颂歌”格调，其社会批判性得到彰显；在创作手法上也剥离了原有的陈旧方式，自觉运用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和表达形式……受到以上诸种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读者的需求，社会性较强的体育文学在新时期异军突起，一度形成了鼎盛之势。新时期以来的体育文学在题材拓展、文体演变、艺术表现等方面都有明显跃进，理论界对这些变更投入了较大的热情，但对体育文学价值取向的显著变化却少有关注。纵观体育文学自诞生以来，特别是在新时期的发展历程便可发现，体育文学的价值取向顺沿着时代的足迹，在政治制导、道德评判与人性观照之间逡巡游走。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同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始终保持着不能割裂的联系，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常生嫌隙、关系错综复杂。新时期以来的体育文学加大了道德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促进了其文体特征的确立以及文体功能的提升。如果说以往体育文学的“战斗性”体现在对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激进评判，那么新时期体育文学则更多地体现在对人类道德的理性审视和批判。人性是人类特有的本质特性，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体育文学作为与文学中各门类血脉相连的一个文体，必然流露出以人性为依托的主题旨归。新时期伊始，许多体育文学作品就已经表露出有关“人情”与“人性”的描述和揭示。《强国梦》、《马家军调查》等体育文学作品揭示了中国体育界存在的机制、观念和竞争机制的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袒露了体育道德、竞技道德、个人人格与中国体育腾飞的内在联系。就像作家赵瑜在《兵败汉城》中所言“展示个性力量、张扬个性魅力的体育本身，正有助于对传统的人格，萎缩了的人格的改造和重建，这正是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最积极的含义。在所有文学样式中，体育文学迅速、及时、直接地把我们时代的发展和变革，把广大人民的思想、情感、愿望和理想，把社会的生活真实及其发展趋势用艺术语言反映出来，从而推动我们的时代、社会和人民的进步。”它在反映人性问题上也具有准确、快捷和思辨的特点，但表达通常趋于理性和外化。体育文学堪称是“时代文学”的典范，它迅速而深刻地反映它所属时代的生活风貌和社会变迁，多维度地表现这个时代人们丰富的生活、感情、精神，准确把握时代律动的脉搏，预示时代运行和发展的趋向。新时期，体育文学正是在时代精神的指引下，以道德评判、人性皈依等多元价值取向为创作原点突围而出，极大扩充了体育文学发展的空间，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体育文学从这几方面价值取向切入了现实，记录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揭示了其中鲜为人知的暗涌浅滩，对社会体育真实生活从思想精神方面进行了多维的文化关照，使之在新时期“由附庸蔚为大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和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当代体育文学的主要任务是紧扣改革开放和社会变革的主旋律，反映这种现代化建设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人物，他们闪耀的高尚思想火花、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以绚丽的笔触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加以全方位、多角度、充满动态感的文学描述，对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一种整体的观照，做好时代的鼓手和人民的代言人。在浩如烟海的体育文学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时代奏鸣、现实的强劲力量、思辩的锋芒，倾听历史前行的足音。在世纪之初，体育文学被席卷于市场经济的强大旋涡，但仍保持体育文学应有的品格，坚持其符合时代和读者要求的价值取向，求新求变也是促使它继续发展的因素。人文精神在体育文学中详尽而理性的阐释,更加有利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成为了当代体育文学以人为本创作理念的重要组成方面，同时也成为了体育文学在创作理念上的一大转折点，对体育文学的进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创作理念上的倾向或者说进步是体育文学在当代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满足了读者渴望近距离了解人性和生活真谛的阅读期待。